还记得那句霸气十足的广告语吗?“靠天靠地不如靠国企”，今年2月6日，安徽合肥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出这样一则广告。虽然它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却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随着国家2011年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到来，楼市明显进入严冬。各地楼市“内存”超标，成交量一跌再跌，有房产界的朋友甚至把QQ签名都换成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2012来卖楼。”
合肥这则横空出世的房地产广告，可谓触目惊心。当然，人们惊的并不是人家为何会这样有钱，而是广告透露出的信息既表达出某些国企强烈的优越感，又显示出对同行业单位的歧视。
国企很牛，这是大多数国人对中国国企的认识。所以，别以为“靠天靠地不如靠国企”的房地产广告有多么出格，在“国企很牛”的大背景下，这则另类的房地产广告只是凸显了“中国国企病”的一角而已。
病症之一：垄断暴利让人瞠目结舌
3月26日下午晚些时候，建设银行在北京和香港两地举行了2011年业绩发布会，年报显示，建行2011年实现归属于股东净利润1692.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52%，每天净赚4.64亿元。
似乎已经有所准备，建行副行长庞秀生一开始就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将这一数字和银行暴利简单联系在一起。
庞秀生说，4亿6，大家又要说暴利了。建行去年利润增长和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平均水平相近，因此不存在暴利。建行去年每天利润4.6亿元反映的是企业规模大小，和利润薄厚无关。
不止建行，如果搭上工行、中行、农行、交行这四大银行一起考量，2011年年报数据显示，五大行共实现利润6745亿元，增长25%，平均日赚18.5亿元;从2007~2010年五大行的盈利复合年平均增长28%。目前已经公布年报的12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净利润8415亿元。另据银监会的数据，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达10412亿元。在经济增长趋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赚得满盆满钵，这确实值得掂量一下。
银行业的高利润是怎么来的?不是中国的银行业经营得很好，竞争力很强，而是现行体制保护和政策倾斜的结果。具体来说，银行的高利润有两大来源：一是高利差，二是乱收费。
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达到3204亿元，同比增长44.5%。垄断造成了银行名目繁多的不含多少服务的服务收费，但是银行利润来源最大的一块还是存贷息差。中国银行业的利差一直比较大，而且相对固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固定的较大的利差，已经成了银行垄断的有力工具。
尽管银行高管们一再反对高利润与暴利之间的关联，但是没人能否认，银行业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其他行业，关键在于社会资本不能自由流入银行业，实际上银行业的准入门槛的设置阻挡了流动的自由资本，造成了银行业的垄断。而垄断，造成了高额的垄断利润。
银行的高利润让人目瞪口呆，其他垄断行业同样让人瞠目结舌。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地禁止在某些场合抽烟，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国企整体盈利增幅中，烟草行业利润竟然增幅最大。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税利7529.56亿元，同比增加1382.89亿元。
看看利润增幅较大的行业，基本都是被垄断企业所霸占。电力行业只有几家企业有话语权;电信行业同样只有那屈指可数的几家。虽然中国经济增幅连续五个季度下滑，但翻开这些巨头的财务报表，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超强赚钱能力的原因，学者及社会公众一般是归结为“垄断”。但是，国有企业除了“垄断”以外，还有另一个赚钱所依赖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国有企业处于并完全占据了产业布局的上游。
从中国目前产业布局结构看，产业布局的上游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而产业布局的下游大多数是非国有企业。什么是产业布局上游?通俗讲，产业布局上游就是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
国有企业占据产业布局上游，意味着国有企业控制了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国有企业为了增加利润，会依赖其占据产业布局上游这个“制高点”，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的价格，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价格越高，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额越大。
可以说，国有企业依赖其独享的“制高点”所使用的不断涨价“利器”，使其成为全世界只赚不赔的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只赚不赔及利润高增长，却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的“赔钱”与民生成本的不断提高。
病症之二：奢侈消费考验公众想象力
几年前，中石化的那盏“天价吊灯”曾引发了舆论的激烈震荡。在中石化出面澄清价格后，“天价吊灯”并没有取得公众的谅解，质疑之声依旧不绝于耳。事实上，透过此次事件和公众表现的情绪可以发现，究竟是1200万元还是156万元已经不再重要，“天价吊灯”照出了社会公众对一些大型企业的信任危机。
“天价吊灯”让社会“难以容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消费者是大型国企。国企毕竟不同于民企，更不同于私人的财产。假如属于后者，再豪奢的花费，即使打了水漂，相信不会引来社会公众不约而同的激烈情绪。国资委负责人说：“国企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也是人民的。”国企奢华装修、挥霍浪费与否，显然不再是企业内部的事、与他人无关了。
时隔两年之后，去年4月，中石化又被网友爆出了消费“天价酒”、修建“天价别墅”等丑闻，一时之间，中石化到底藏有多少“天价秘密”成为网民们热议的话题。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曾有一句“名言”：“每月交际花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陈同海在中石化集团内挥霍是出了名的，平均算下来，他每日挥霍的钱超过4万元。
事实上，“我为祖国喝茅台”也绝不是一家国企在战斗，而中石化的“天价故事”，只是国企奢靡浪费行为的冰山一角。$nextpage$
今年4月15日，有网友又爆出了南京某国企礼金支出单，这张国企礼金单中有不少令人咋舌的消费，支出用途一项五花八门、数额惊人。如买狗送领导一次性支出4000元，澡资报销3762元，钓鱼款3000元，局长送女上司女装2622元。支出最大的一项，是一次性购买超市券4.5万元。汽车市场上的一些豪车，比如奥迪Q5，也只能成为国企的消费对象。
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无度，一直广为公众诟病。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对媒体表示，一些国企利用国家的资源给自己谋私利。“国企的人请客吃饭国家报销，买车加油国家报销，甚至出国嫖赌国家也报销，此外还拿那么高的工资，国家体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老百姓不服，社会不服，我作为政协委员更不服!”
当“出国嫖娼也报销”考验了公众的想象力后，国企利润去向不明、社会责任履行不力的体制病灶已经被彻底揭开了。
病症之三：薪水高到让人不踏实
“高消费”还只是国企“三高病症”(高利润、高消费、高薪酬)之一。
50多岁的王建华在一家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用她的话说，能在国企中层任职，待遇上“好事落不下”。王经理的收入构成两部分：一是工资条上的年薪收入;二是各种福利补贴。王建华说，去年她的税后年薪约有70万元。“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媒体曾“细化”过这位国企中层的收入，每年5万元养老保险，含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每年7万元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每月车费补贴和汽油补贴2000元;每年报销社保以外的各种保健医药费单据5000元;图书卡、旅游费约2万。公司分给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在金融口工作……
在旁观者看来，国企中层“工资高得心里不踏实”的心理起码隐喻了两点，一是认为收入太高，高得不正常，担心不能持久;二是与低收入者相比，高得很扭曲，良心上过不去。但是，尽管如此，也没见这个国企中层有所行动，比如自愿降薪，这说明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要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太难了。同时，国企中层的这一微妙心态，更是一种沉重的警示，因为连既得利益者本人都觉得待遇太高，足以说明当前国企高管、中层的收入已经高到离谱的地步。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年发布相关报告显示，2009年国有企业人员薪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逾10%，而上市央企的高管团队的平均年薪，更是比民企高出60%。薪酬水平和行业关联度不断强化。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远高于一般性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中国行业间工资差距中，约三分之一是垄断造成的。
报告还显示，国企还享受着市场化企业所没有的制度优势，比如，行政官员的级别待遇、职务消费。这些“体制红利”也属于国企高管薪酬回报范围，却难以估算。
2011年2月，湖北恩施电力职工获7亿分红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400名职工中，获益最多的竟然高达千万元。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赴恩施调查，湖北省电力公司、恩施电力公司和恩施州政府均认为此事乃电力公司职工通过股权转让等交易获利，并非违法。
尽管有着种种合理合法的解释，但着实让公众目睹了垄断之下国企的“造富”神话。在体制的庇护之下，国企“造富”的神话连绵不绝。
病症之四：社会责任有名无实
2011年11月上旬，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整体社会发展责任指数偏低，300家企业平均得分仅19.7分。国企得分31.7分，高于民企的13.3分和外企的12.6分。其中，中央企业得分44.3分，国有金融企业38.9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遥遥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报告中，国企的社会责任得分最高，遗憾的是，这样的“高分”却被公众冷嘲热讽。
国企的红利上缴问题首当其冲。据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企利润非常可观。但是，他们上缴给财政的“红利”仅仅只有440亿，只占到整个利润的2%多一点。
国有企业上缴收益占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
近年来国企发展红火，公众对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期待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国企去“回馈社会”、实现社会效益。然而，国企的表现总令人大跌眼镜。就拿前不久审计署公布的京沪高铁拖欠材料和工程劳务款项高达82.51亿元这件事情来说，作为一家国有垄断公司，项目的总包单位——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确没有必要去拖欠别人，拖欠者都是“沿线施工企业”。但这恰恰说明，这类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曾感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在很大程度上，答案恐怕就在于国企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还不够，老百姓不太满意。国企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扭亏为盈、利润大增，也不仅仅在于名列世界前几位，更重要的还在于认清自己全民出资、全民所有的属性，在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担当上首当其冲。如果只为企业利润计，甚至不惜与民争利，实际上损害着国家利益，道义上必然受到谴责。
从大到中海油渤海湾漏油事故，小到南方航空公司给旅客持过期变质食物，在公众心目中，中国的国企已经残酷地将包裹着层层糖衣的“国有企业社会效益论”砸得粉碎。
2011年12月10日，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副主任邵宁透露，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均属于公益型国企。邵宁指出，由于该类国企在经营上普遍处于垄断地位，未来改革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
由垄断国企的主管部门国资委出面表态，要将垄断国企向公益型国企转身改革，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利益，承诺企业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提高国企透明度，引入价格机制、服务标准，进行成本控制……这些改革倘若能够落地践行，当然是服膺于公共利益的好事。
但公众之所以莫名惊诧，并非是改革的初衷与目的不好，而是当垄断企业自身都沉浸于身份与角色的混淆中不能自拔，当“一手垄断为公共，一手市场为利润”的说辞辩解，长期为垄断暴利提供着合理依据时，这种由垄断向公益国企的转身，倘若不能以让渡民生的实际行为作为注解，恐怕很难收获公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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