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追捧奢侈品，消费奢侈品本无可厚非，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不理性而野蛮消费，达不到而勉强消费，恐怕就是一种“奢侈病”了。目前中国社会对奢侈品的消费就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病”的态势。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国社会奢侈品消费有三个值得引起警觉的特点：
一是炫耀消费
目前中国社会大多人买奢侈品不是为了奢侈品本身的消费功能而是附着于其上的社会功能，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购买者的身价，相互之间以对奢侈品消费的档次和规模证明自己的财富能力和社会地位。所以，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的奢侈品绝大部分是能放在能够展现在外面，能为大家所看到的，诸如服饰、手表、珠宝、皮包和汽车等，对于那些注重内涵与品位的饮食和艺术品方面的奢侈品却严重消费不足。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买西服不剪掉袖口的商标，买皮包要LV不要路易•威登的笑话就屡见不鲜了。
二是送礼消费
本来奢侈品是极具个性特点的一种消费，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最清楚，别人是体会不到的。但在中国社会，奢侈品却有了“礼品化”的趋势，很多奢侈品买来主要是用于送礼的，正所谓“买的不用，用的不买”。据有关消息报道，由于召开“两会”，要客云集，每年3月份是北京奢侈品店的旺季，很多奢侈品都卖没了，而且其购物特点是：一个人总是购物，另外一个人总是买单。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某市法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不过这些小件奢侈品价值却不菲，甚至超过一套房产、一辆轿车的价格。
三是非理性消费
据有关研究，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用自己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而在中国，用40%甚至更多的比例去实现“梦想”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这些群体是构成中国社会支撑奢侈品消费的不可小觑的一部分。这个群体不惜花费一个甚至几个月的工资收入来实现其购买奢侈品的梦想，但代价是关起门来吃咸菜泡饭，即使这样也买不起大件的奢侈品，只能买顶级品牌的小配件，比如领带、皮鞋、皮包等聊以自慰。至于说背着LV挤地铁，穿着香奈儿学明星，更是中国社会奢侈品消费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更有极端者，甚至不惜通过残害自己的身体来消费奢侈品。近来在媒体中频频报道有人为了买iphone4、ipad而卖肾、卖血等等，到这个地步，这就不仅仅是闹剧，更是悲剧了;不仅仅是购买者的悲剧，也是奢侈品的悲剧了。
看病重在对症下药，找到症结所在，药方也就有了：
炫耀性消费之所以存在，背后是社会收入差距严重失衡和收入途径的极端不规范。据霍布斯研究报告，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内地的所有人口中，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其中，亿万富豪有6万人，其富裕的规模与档次与发达国家比都不逊色，并且还在以每年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在快速增长。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多的财富，并且很多财富来得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对自己的尊重又极度得不自信。怎么办，通过消费奢侈品来纾缓心中的焦虑与不安，用奢侈品来为自己包装。但是，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竟然出现这么多的富豪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不扭转社会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如果不能促使社会群体阳光规范地积累财富，炫耀性消费是不可能消除的。
至于遏制送礼消费，从思路上讲很简单。有钱人的钱再多也不是白来的，也不会平白无故送给别人。之所以要送并且主要是送给官员，就是因为官员手中握有对社会巨大资源控制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制约，投桃报李，送出一件奢侈品换回一个大项目，还是很值。如果切断官员对所控制资源自由输送的途径，让他们拿了奢侈品却办不成事，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送了。再一方面，我们不能要求社会公众不去消费奢侈品，但我们却能要求政府公务人员不去消费奢侈品。以政府公务人员的理论收入，他们是不可能消费得起奢侈品的，一旦发现消费则证明必有腐败交易在里面，从严查处“斩马谡”，也就不会再有人敢收奢侈品了。没人送、没人收，送礼消费自然也就没有了。
非理性消费在整个奢侈品的消费比重中不占大头，但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却不能小视，其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更需要警觉。为什么连本没有能力消费奢侈品的群体都要去消费奢侈品呢?因为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很不好的氛围与导向，似乎消费奢侈品就代表着成功，而成功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况且，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非理性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的，对于消费个体来说未尝不理性。她背着LV就容易找到工作，就有人与她合作，为此付出点吃咸菜的代价又有何妨?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进行社会价值观建设，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刻不容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反对的只是病态奢侈品消费，并不否定正常的奢侈品消费。只是如果不从奢侈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品质层面去理解奢侈品消费，长此以往，中国社会将只有山寨奢侈品和山寨奢侈品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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