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成功试射烈火-5远程弹道导弹
4月19日，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枚“烈火-5”型弹道导弹，射程约5000公里，可以携带一吨重的核弹头。试射成功之后，印度媒体欢呼雀跃，声言“我们终于获得了抗衡中国的威慑力”，“堪称历史性事件”。印度总理辛格公开祝贺，并指出试射成功是印度“寻求安全和开拓科学前沿的又一里程碑”。
与此同时，根据《印度时报》消息称，印度国防部门官员表示，“烈火-5型导弹将印度的军事打击目标扩大到包括中国全境、东欧、东非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海岸”。无独有偶，前海军军官，印度军事专家高许(P.K.Ghost)当天称，印度远程弹道导弹打击面覆盖整个中国是这次导弹试射成功的最大意义。印度智库“政策研究中心”安全专家卡纳德(Bharat Karnad)则表示，印度终于取得与中国不相上下的威慑力。此外，西方媒体在谈论这次远程导弹试射时，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印度的成功试射对中国的直接影响。
尽管印度方面有意无意地将中国视为威胁，并将其作为追赶的目标，但中国方面显然有意淡化印度此次成功试射对两国关系的潜在影响。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当天表示，中印两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双方应珍惜两国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坚持中印友好，为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的谨慎回应是必要的，但笔者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印度国内那种习惯将中国视为“假想敌”的舆论。长此以往，这种舆论势必会对中印之间的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事实上，印度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由来已久。正如印度研究专家张贵洪指出，自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1964年中国核试验，1965年后中国与巴基斯坦形成战略同盟，直到1998年印度核试验，“中国威胁”始终困扰着印度的战略家。这种将中国当做“假想敌”的倾向在1998年的印度核试验表现得相当明显。当时，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公开称中国为“头号潜在威胁”。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密信中则把“来自邻国的威胁”作为其公开核试验的借口。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印度对此也高度关注。在印度国内，主流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对印度总体是有利的，但中国在军事上的崛起却令印度忧心忡忡。于是，印度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面下注”，即接触与遏制相结合，友好合作与潜在对抗相交叠。
令人忧心的是，由于印度国内一些派别总是不失时机地渲染中国威胁，而印度某些媒体也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对中国进行报道，再加上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冷漠无知根深蒂固，这导致中国在印度社会中的形象日益趋于负面。
根据美国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过去7年的调查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公众对中国持有“好感”的人数比例明显下降(见图)。如今，借着“烈火-5”型导弹的成功试射，“中国威胁”又再一次成为印度国内某些派别或者媒体的潜台词。如果这种趋势不断发展，那印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势必越来越负面，而中印之间的友好合作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舆论压力。
这是因为，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预期的和平，只有在某一外交政策的合法性确实获得“广泛国内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得以保证。换言之，如果公众舆论以及社会中有影响力的群体，对某个国家的形象认知趋于负面，那么，政策的先行者可能被迫去修正甚至放弃他的政策。考虑到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国能否跨越这个障碍显然对于两国未来的合作预期至关重要。
一言以蔽之，导弹成功试射并非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背后的社会舆论与危险潜流，那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或许应该时刻关注并努力消除印度社会那种将中国看成“假想敌”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舆论。
中国应该如何减少印度国内对华不友好的舆论?或者说，中国应该如何消除在印度的负面形象，并逐渐培育积极正面的形象?在笔者看来，目前最为可行的是对印度开展公共外交。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指出，“无论从中国发展的内因、外部环境，还是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讲，中国加强公共外交已经是不言而喻的选择了”。在他看来，通过公共外交，我们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更有效地提升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以此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
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进而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然而，正如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所言，一者，公共外交不可与对外宣传等而视之。纯粹的宣传经常导致信誉的丧失进而与公共外交的初衷相悖。二者，公共外交并不是纯粹的公关。传达信息和对外推广一个积极的国家形象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为公共外交同样包括双方建立的长期联系，其能够为双边政府落实具体的政策创造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
循此逻辑，中国针对印度的公共外交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层面，中国应加强与印度媒体的日常沟通交流，其中包括向印度媒体方面解释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
由于许多印度媒体的记者、编辑和撰稿人对中国社会的复杂与微妙缺乏整体把握与具体认识，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环上加强与印度媒体的沟通交流，那么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而言会比较客观，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印度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再者，日常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意味着中国必须准备应付各种危机同时发动有效“反击”。换言之，快速的反应能力意味着印度媒体对中国的不当指控与不实报道能够及时得到中方的回应，这一点对中国公共外交而言同样不可或缺。由于中印在许多敏感议题上存在分歧和争议，而这些议题又与双方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荣誉相互交织，因此印度媒体出于自身的立场也不可避免会对中国进行不当指控与不实报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印度公众倾向于相信本国媒体的报道，所以中国必须强化对这些不当指控与不实报道进行澄清与反驳的快速反应能力。归根结底，在信息化时代，信誉越来越重要，而政府也不得不时刻重视自己的形象。
第二层面，中国应加强与印度的战略沟通与交流。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设定一系列相关的主题，这有点类似于政治竞选运动或者广告宣传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中国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策划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和双边交流，以此推广该国所热衷的主题或推行政府的特定政策。通过“搭台唱戏”(本国媒体直接向外国播出)和“借台唱戏”(在外国媒体上播出我们的节目)，最终达到“让别人唱我的戏”(通过投资控股等方式让外国媒体自发制作对中国客观友好的节目)。
其一，鉴于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冷漠与无知，中国更应该在这个层面开展公共外交，诸如中国应该发动或扩展中印文化年之类的主题宣传活动;
其二，鉴于中印在经济领域具有可观的合作潜力，但碍于印度公众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消极认知，所以中国也应该加强对中印经济合作这个主题的宣传与推广，进而消除印度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最终为深化扩展两国的经贸合作扫除障碍。
第三层面，中国应该通过诸如定期交流、培训、媒体渠道、专项奖学金、研讨会、学术会议等方式加强与印度精英的长期联系。
这是当下中国对印公共外交的重中之重。显然，中国应该加强与印度的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专家学者在一国的外交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多元民主的社会更是如此。专家学者可能引出新的争论，不管是好是坏，都可能进一步改变公众和政治家的立场。专家学者“借题发挥”，他们随后对决策者造成直接影响同时在动员公众舆论上发挥间接作用。另一方面，印度的研究机构和精英更倾向于研究欧美而非中国，因此印度的中国研究其实也很薄弱。正如台湾学者石之瑜和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指出，印度的中国研究者虽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研究，但他们同样有孤身奋战的无奈与无助。因此，他们建议“当务之急是协调与整合印度的中国研究力量，并希望在未来能进一步整合地区乃至全球的中国研究，协调发展，以达到推动印度中国学研究更上一层楼的目标”。在笔者看来，中国应该在推动印度的中国研究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是纯粹为了促进印度的中国研究而已，在更深的意义上讲，它是为“中印大同”(CHINDIA)的实现添砖加瓦。
印度成功试射导弹的新闻终将成为明日黄花，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这种影响并非体现在军事层面上，正如简氏防务机构的亚太区军事分析师苏布拉马尼亚姆(Poornima Subramaniam)所言，尽管“烈火-5”型导弹缩小了中印在导弹领域的差距，“不过这两个对手间的战略平衡仍朝着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倾斜”。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成晓河看来，“印度仍在追赶，因此，即使它有了这种装备，对中国来说也并不真正构成军事威胁”。然而，这种影响却通过社会层面体现出来。它意味着印度国内将中国看成“假想敌”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一旦这种舆论不断蔓延，其势必会对中印之间的未来关系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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