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持续对峙，让南海问题在2012年春天走向数十年来的高潮。4月27日，菲律宾前国防部长、现参议院议长胡安•庞塞•恩里莱对媒体表示，中国不敢对菲律宾军舰开火，因为“世界上另一个与中国实力相当的超级大国是我们的协议盟国，那就是美国。”对菲律宾人来讲，这句话很愚蠢;但对中国人来讲，这句话很深刻：南海问题的本质，是中美关系的问题。
南海问题变质
上世纪70年代前后，南海地区开始出现海洋经济利益争夺。中国抓住相关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经济发展需求”的本质，以务实、睦邻的外交方针，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使得南海问题长期保持了稳定，基本控制在双边经济利益争夺和国际法争议的框架之内。
然而，2009年以后，美国开始“回归亚洲”，南海问题不但快速升温，而且迅速变质。首先双边争议国际化。2010年以后，美国以积极、果断的姿态介入南海问题。原本控制在双边框架之内的争议，随着美国的加入被强行打破。尤其是2010 年7月希拉里在第17 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声称南海问题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引发相关各国在心理上和政策上的巨大冲击。在美国的默许下，部分争议国家力图把南海问题推向国际舞台。2011年，美国首次参加东盟峰会，菲律宾就推动峰会讨论南海问题。2012年4月的黄岩岛对峙中，菲律宾又宣称要向联合国提出仲裁请求，甚至呼吁1200万菲律宾海外侨民到所在国举行抗议集会，试图使中国陷入国际舆论被动。
然后是南海争端军事化。过去多年，南海争端基本保持在外交对话的轨道内。然而，2010年8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威拉德表示美国将长期在南海维持军事存在，希望周边各国积极发展军事力量“保护各自领海”。与此同时，美国迅速扭转自越战以后持续冷漠的美越军事关系，并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连续举行军演，中国则以军演相制衡。就在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对峙期间，美国还与菲律宾、越南连续举行军演，中俄海军则在黄海海域联合演习，导致地区军事紧张持续高温。
最后，南海问题还出现了地缘政治的特征。美国强势介入南海问题以后，南海问题不再是周边六国七方的经济利益争夺问题，而呈现出地缘政治的亲疏敌友分化关系。菲律宾、越南表现出依仗美国支持、与中国强硬对抗的态势。而同样在这一地区有领土争议的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则表现相对低调。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出现了分化。东亚区域政治原有的搁置争议、共谋发展的经济逻辑，正在被挑边站队、结盟相抗的地缘政治逻辑所取代。
应该说，随着美国的介入，南海问题已经加入了新的属性。南海岛屿争端早就存在，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它是周边国家经济利益争夺问题，是国际法争议问题，或者是国际道义问题。但今天，南海问题演变成为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问题，其背后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
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逐渐成为美国的亚太战略重心。总体来看，冷战结束后的中美关系有两条发展主线。第一条经济主线，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不断加深，达到高度相互依赖的程度。经济主线在20年的过程中几乎是持续上升的。这也是我们判断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主要依据。
第二条是战略主线。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戒备和反制动作也在不断演化。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发展，在经济上可以是“双赢”，在国际政治权力上则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你得我失、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
当然，如何认识中国崛起的战略意义，美国也经过反复波折。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压制逐渐增强，出现了台海危机、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等一系列对华军事挑衅行为，中美关系一度风声鹤唳，走到军事摩擦的边缘。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甚至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幸而2001年“9.11事件”转移了美国战略注意力，专于反恐战争的美国一时无暇深入思考和处理中国崛起的战略挑战，中美关系在经济主线的推动下不断改善。到奥巴马政府上台，美国经济已遭遇金融危机重创，中国经济却在10年间乘“入世”东风快速翻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力量对比已经今非昔比。
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定位，可以从三方面来总结：一是中国中心。美国已充分确认、并准备全力应对中国的重要性，并继上世纪末将中国作为美国亚洲战略中心对象以后，进一步将亚太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舞台。奥巴马早在上台之初的2009年就宣称自己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2011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宣布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并随即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文章，全面阐述美国亚太战略宏观框架。2012 年1月奥巴马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我们发出了明确讯息，即我国是太平洋大国，我们今后还会是太平洋大国。”由此，中国实际上上升到了美国全球战略中心对象的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会尽其所能，少在其他问题上牵扯战略精力，把处理与中国和亚太相关的战略和利益问题摆到首要位置。
二是两面下注。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在中美经济主线和战略主线中找到平衡。美国仍然希望维持和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在总体上稳定中美双边关系。这至少出于三方面目的，一是帮助美国经济恢复增长;二是防止世界局势出现不利于美国的重大动荡;三是把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甚而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在此基础上，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与对话。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基于对中美战略矛盾的担忧，开始加紧部署力量，防范和限制中国影响力。南海问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变质和升温的。
三是“巧实力”手段。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运作，尽管坚决而强势，却始终坚持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多边舞台进行，避免出现中美直接对抗的态势。这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开始从全球收缩战略力量，减少对军事力量的直接使用，力图以巧妙的战术运作，借助盟国、国际组织甚至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实现战略目标。在美国国内，对外决策权已经从鲁莽的新保守主义者手中转移到精明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之手。尽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难免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和许多非专业力量的重大干扰，但是美国的亚洲政策确实比之前更加目标明确、手段丰富和技巧高超了。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意图
美国对南海的政策体现了美国对华的战略意图。实际上，美国对南海地区的“介入”，早在1898年殖民侵占菲律宾就开始了。此后美国作为区域外大国，在南海一直保持着力量存在。100多年的时间内，美国的南海政策先后经历了殖民利益时期、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和冷战时期。在每一个阶段，美国亚洲战略的主要针对目标，先是英、法、西等老牌殖民强国，然后是日本法西斯，最后是共产主义苏联。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南海政策，都要首先服从于当时的战略大背景。例如，中国在二战中是美国的抗日盟友。1944年，美、英、中在《开罗宣言》宣布日本战败后归还所占中国全部领土，成为了战后中国取回南海主权的主要国际法依据之一。冷战早期，中国加入苏联阵营。出于越战和冷战的需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又曾设法阻止中国恢复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权利和控制，同时放任其盟友南越、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到了70和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又默许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
从当前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来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两条原则。首先，美国无心、也无力再利用南海掀起一场中美直接对抗。在现有条件下，美国已经不会再向世纪之交之时那样对中国发动直接军事挑衅。美国也很难通过一场中美直接军事冲突，遏制中国的崛起。一旦冲突上升到威胁美国利益的程度，美国应该会主动加以控制。因此，如果菲律宾寄希望美国替它做军事保证，必定会失望。2008年格鲁吉亚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
另一方面，美国升级南海争端，是想搅动南海地缘政治争端，限制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并保持美国对这一关键地区的领导地位。如果说美国想要通过南海问题对中国最终造成某种根本遏制的话，其方式也是在不损害美国利益和不用美国直接消耗过多资源的前提下，为中国制造麻烦，等待中国犯错误。在内外矛盾交汇之下，中国可能做出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影响中国的周边政治环境，反过来造成国内经济影响乃至社会分裂。
因此，美国的介入让南海问题从地区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及国际法纷争，掺入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使得中国原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经济解法，无法破解与越南、菲律宾争端背后的地缘政治难题。中国有必要调整和补充原有的周边政策，加入更多地缘政治谋略，从中美关系大局的战略高度，丰富解决南海问题的手段。
以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法来思考南海问题，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有不少相似性。台湾属于中国固有领土，属于中国内政问题;南海诸岛也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派出渔政船只而不是军舰与菲律宾对峙，也表现中国将之视为内政问题的态度。尽管中国官方始终避免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国际化，但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最终体现为美国问题。
如果以台湾问题来思路来思考南海问题，中国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其中包括：坚持以经济促政治的逻辑，将东南亚的国际政治氛围上拉回到经贸合作的平台上来;注重利用地缘政治手段，在一些关键国家加大外交投入，让中国有一大批能在南海问题上为自己说话的朋友;保持必要的军事威慑，保留使用军事手段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选择，向相关国家明确表明中国的底线;注重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改善相关国家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这既要积极利用经贸手段，也要综合运用文化和舆论手段。
最后，也是最具有战略启发意义的一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自身的迅速发展，中美关系的力量格局逐渐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如果中国能够把南海问题基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中国在周边可以运用的手段就会不断增强，时间将最终在中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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