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社会历史轨迹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实现社会转型的方式和难度不同。
认识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有利于建立清醒的改革意识。这里必须扼要讨论历史演变的简单线索。若将人类文明史做大跨度的划分，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军人统治时期，后是民主政治时期。在军人统治时期，皇帝或国王实际上是军事领袖。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文官制度，但文官还是受制于军事领袖——皇帝。
在军人集权时代，中西社会的分权状况有较大不同。西欧社会的公共权力系统存在一种“外部分权”，政府之外有宗教和自治城市对于军人政府的分权。在这个时代，任何国家的商业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治，西欧社会尤其如此。大部分历史时期，西欧社会的王国比较小，王国之间的竞争也是一种分权因素。王国内部也有不同等级的贵族分权，即所谓“贵族之上的贵族，不是我的贵族”。西欧军人政府比较习惯于分权政治。总之，集权不是绝对的，某种程度的分权总是存在的。
古代中国军人集权程度超过欧洲。尽管中国中原地区的军人政权经常遭遇周边陆地游牧部落的侵袭，但军事综合实力总体胜于边缘部落。与西欧社会相比，中国军人集权统治存在一种“内部分权”。一是中国发明了科举制度、文官制度，在皇权以下对军人权力形成了钳制。二是大部分历史时期“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通过“乡绅”实现治理。中国多数历史时期设立了常规军，没有在基层社会产生“军民一体”的战争动员体制。而西欧社会每一个贵族领地都是一个军事单元，并没有常规军。早在中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城市自治体，这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的文官是依附于由军事领袖变成皇帝的奴婢，所以，马克思说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普遍的奴隶制。至于中国古代的商人，要么是官商，要么是在夹缝里生存的私商，都无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权的保障。顾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中国的宗教也是军事共同体的附庸。
中西社会历史轨迹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实现社会转型的方式和难度不同。
特权社会需要转变。全社会需要民主的办法塑造公共权威，军人或军事领袖必须大大退出公共活动范围，成为职业军人;政治家要独立出来，对全社会负责，而不是仅仅维护一个军事利益集团。
历史上，不论中国和西欧的军人集权有什么不同，其共性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公共领域维护政治特权的社会，区别只在于这种特权受到制约的关系不同，以及特权侵入私人领域的程度不同。
特权政治适应于物质匮乏的农耕社会，但不适应商业社会。马克思曾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社会的原则与特权相冲突。军人集权在物质匮乏时代可筹集到基本公共品供应的财力，但商业社会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军事贵族却不能提供。如果军人直接领导商业活动，全社会必须付出另一重学习成本，这是不可能的。为此，特权社会需要转变。全社会需要民主的办法塑造公共权威，军人或军事领袖必须大大退出公共活动范围，成为职业军人;政治家要独立出来，对全社会负责，而不是仅仅维护一个军事利益集团。说到底，社会变革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欧洲社会军事贵族统治本身已经有一个“外部分权”的基础，取消贵族特权的革命相对容易一些。西欧社会的转型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革命”尽管也有刀光剑影，但真正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上层社会，没有出现将国内各阶层裹挟进来的长期的国内战争。二是民主政治进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从上至下逐步推动;某些国家基层社会的转变甚至延宕至今日。三是转型过程不仅发生了“王国”版图的大调整，更使民族国家得以诞生;可以说民主政治发育过程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
中国社会因为没有“外部分权”结构，取消军事贵族特权、建立一个向全社会负责的公共政府殊为不易。内部分权固然使贵族集团不至于铁板一块，但要从这种分权结构中分离出公共政府，却十分困难;在和平时期尤其不易。中国不仅没有西欧那样的自治商业社会，反而长期存在“城市统治农村”的权力结构。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以后，西方的商法原则才逐渐传入中国，制造业和大规模社会分工在局部地区也开始出现。一旦出现较强的政治分权形势，这种萌芽就会迅速成长。据袁伟时先生的研究，中国经济在义和团运动直到上世纪20年代曾有过高速增长，工业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但这种夹缝里的增长因为没有稳定的商业法权保障，注定不能长久。
中国政治家仅仅把西方文明看作自己独立行动的参照系，他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能够按照自己对转型变革的理解去独立安排改革的进程。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内生的逻辑。
当代中国改革之前，一直有明显的军事共同体性质，包括1949年到1978年这个时期。中国基层组织曾长期配备武器装备，一直到1978年以后逐步取消。中国真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过渡，从1978年以后开始。
欧洲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转变的逻辑是：先用上千年的时间发育了一种社会分权机制，然后在精英阶层发动宪政革命，最后再在整个社会肌体上解决宪政问题，从而创造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国的改革难道要复制欧洲社会转变的历程么?当然不是。固然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分权社会，但她也不需要再用上千年的时间卸下历史包袱，去准备自己实现历史过渡的条件。
中国改革存在“后发优势”。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包容性，她的国门一旦打开，西方世界技术文明、经济文明如洪流浸淫沙漠一般被中国所吸收;中国30年里做了西方人千余年做的事情。中国政治的包容与开明也远甚于300年前西欧国家。
西方历史上的外部分权让它们的转型变革曾经充满了剧烈的动荡;它们的政治文明已经建立的事实，构成开放背景下中国政治的一个有限的外部分权因素。中国政治家仅仅把西方文明看作自己独立行动的参照系，他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能够按照自己对转型变革的理解去独立安排改革的进程。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内生的逻辑。
最根本地说，中国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社会，但军事社会的某种逻辑还存在。例如，主宰我们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逻辑，即关于公共权威合法性的逻辑，实际上还是一个军事社会的逻辑。但这个逻辑的延伸链条已经在发生变化，例如发展民主政治的愿望出现了。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所要进行的改革，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政府的执政理念不只在文本意义上发生变化。中国改革的首要成绩是执政党执政理念在文本意义上的全面转变。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历史使命的最新定位。在执政党转变自己理念的同时，要求社会大众树立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内涵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执政党理念和公民意识的文本意义固然和改革的现实仍有不小距离，但我们不要忘记，西欧的转型变革也曾有过文本变化先于现实革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改革的本质是在基本宪法秩序稳定的条件下，解决类似西欧社会中世纪的分权问题。分权仍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体制内部的分权，另一个是体制外部的分权。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多元化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尽管这些服务业大多受到政府的控制，但本质上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大大加速。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特征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7年，在国家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8%，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72%。这个变化的意义非同寻常。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到他是为自己工作，而不再讲那个“吃某某的饭”的口头禅。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同时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眨眼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但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
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迅速成长壮大了。据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中国民间组织数量比上年度增加10.6%，目前总量达到35.4万个。另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农民新型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总数已经突破15万个，比较规范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4万个。城市里正在兴起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十分活跃，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
中国地方政府的“违轨行为”常常使中央政府头痛，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地方政治中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政治家，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2004年，江西省的官员在他们那里推动村落社区的志愿者活动，云南的官员在一个县域范围里搞党政领导直选。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在土地制度方面出台政策，与国家法规形成某种对立，如山东的农地抵押、广东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等。
中国深深地卷入世界经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政治的“外部分权”。这方面的典型事件是中国加入WTO。1989年由8家机构制定的8套改革方案比起WTO章程实在是显得保守和妥协。那个时候，这些改革方案激进到难以被社会所承受的地步;仅仅一个价格闯关就惹了不小的乱子。事过境迁，时代变了，变到十几年前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中国外贸总额一举突破了1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左右。从北京奥运会到三聚氰胺事件，一正一反，人们确切感受到，中国有了一个“国际约束”，受到了国际规则的管辖，就像欧洲国家受到欧盟约束一般。
中央政府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权威，近些年的经济策略在某些方面越来越表示出立场中立的特征。典型的案例是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日益多元化了，几大银行不再是资本运作的垄断者。证券营业部、各种基金、二十余家国外金融机构组建的QFII已经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位，面对上市公司，使尽浑身解数为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而努力，广大散户投资者也在用“脚投票”的办法参与博弈。中央政府能根据大量上市公司是国有控股企业这一事实而始终实行帮助他们圈钱的政策吗?不能。我们看到了监管机构的政策线移动的轨迹，这就是逐渐由偏袒一方走向中立。分税制的出现，是一个权力中心下移的典型事件。以至杨小凯先生说我们有了一个“财政联邦主义”体制。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还与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更新有关。电信这个东西本来最具有垄断性，但我们现在知道，信息产业部被撤并了，网络通讯兴起了，以至中国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先生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完全免费通讯的时代到来，他还说由此看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依据。
以“分权”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不仅没有让中国人的天塌下来，相反，中国社会经济以空前速度崛起，令世界瞩目。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首期的封面文章是谈论中国崛起，其标题是“一个威猛而又易垮的超级大国的崛起”。这篇文章引述劳伦斯•撒默尔的分析说，在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欧洲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上升了50%，而当今中国的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水平会上升10000%!还是笔者曾讲的那句老话：国家给人民一份自由，人民就会使国家百倍地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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