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查处的众多腐败案件揭示,不少贪官的腐败问题早已出现。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在干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勾当的同时,竟然能一路升迁,获得重用,官越当越大,职务越升越快。比如,“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等官场现象在不少地方屡见不鲜。又如,官员被高调问责,随后又被不经意地低调复出,几乎成了现实操作手法的铁律。更有“少年官员”层出不穷,使官方“破格提拔”的措辞,在公众心目中,俨然成了一个“借口”。
这些升迁之怪状不能不令人深思——
官员升迁怪状之“带病提拔”何时休
“带病提拔”并不是新话题,从早些年的韩桂芝到李真,“带病提拔” “带病者”早晚会露出“狐狸尾巴”,但依然“提名”不止。
“边腐边升”的利益网
听起来像一个“笑话”。刚于2011年7月9日当选为河南漯河市长的吕清海,当年8月25日就被“双规”了。据透露,吕清海是8月25日在出席一个活动时,被来自河南省纪委的有关人员当场带走的。
从全票当选市长到被“双规”,历时仅49天,吕清海估计可以成为“史上在任最短”的市长了。
吕清海的落马似乎有些“侥幸”,如果没有被其他经济案件“带”出来,这位“市长”恐怕也不会“为时最短”了。这一则“黑色幽默”之外,不得不让人反思,“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2010年9月,江苏南通市原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志祥,涉嫌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孙志祥的“问题”并非出在房产管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经查,孙志祥早在江苏如东县洋口镇担任镇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和洋口农场场长期间,就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为他人谋利大肆收受贿赂。孙志祥从提拔到“出事”,仅仅相隔一年时间,这又是一个“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标本。
2011年7月19日,最高法院核准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的死刑判决,并于当日执行死刑。被舆论称为“许三多”的这位副市长的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许迈永在长达15年的贪腐路上,仕途从未受到影响。1984年,在朝晖中学表现出色的许迈永有机会被提拔为副校长,彼时萧山县城所在地城厢镇拟招一位分管文教的副镇长,时值干部年轻化大潮,时年25岁的许迈永刚好符合条件,就此走上仕途。
许的行政能力逐步得到公认,1985年,刚当了一年副镇长的许迈永,就被提拔为萧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年后又被提拔为县卫生局党委书记。
1988年11月,许迈永出任萧山市委办公室主任这一关键职位,而此时,许迈永仍不到30岁。14个月后,许又升任萧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34岁的时候,许迈永已官至萧山市委常委、副市长。
和许迈永的能力惊人一样,他的大胆也同样惊人。据披露,许迈永在1995年就收了150万元。在1995年那个时候,1万元就足够判上5年了。但许迈永的大胆并未被纪检部门所发觉,并且一路升迁,“带病提拔”。到了后期,许的很多行为已经处于半公开化,且得到政府各个部门的配合。
“边腐边升”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能够“边腐边升”的人大都有着深刻的背景。这些官员有着巨大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基本上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把握偏差的用人观
今年2月,江西南昌市委常委汤成奇因受贿3900余万元,造成国家数亿元的损失,最近被判处死缓。媒体对汤成奇案进行反思,竟然发现他从镇长助理到镇党委书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副市长、市委常委,每一步都是“带病提拔”。
可以说,是“南昌速度”成就了汤成奇。在经济指标主导之下的考察,用人标准上自觉不自觉地会出现偏差。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用人只要看“才”就行了,有德无德无关紧要;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急于改变落后面貌,在用人上片面强调大胆起用能干“大事业”、“敢说、敢闯、敢干”的“创新型”干部,而对干部的“德”重视不够、考察不到位;有的明知干部在“德”方面有问题,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一些“带病者”选拔到了领导岗位。
事实证明,片面的“用人观”是导致“带病提拔”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其中之一,就是要由职能部门对其进行“廉政体检”。
“廉政体检”为提升选人用人满意度安装了“助推器”。选人用人从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干部群众民主意识、民主诉求的不断增强,对选人用人工作的民主公开、程序正义、细节完美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错用一个不清廉的干部,就会产生不容小视的杀伤力,使选人用人满意度这个“易碎品”受到损坏。干部提拔先过“廉政体检”关,保证选出来的干部“过得硬”、“立得住”,有利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使干部选拔任用更好地做到让全党满意、让人民满意。$nextpage$
“倒查机制”或可防范“边腐边升”
值得注意的是,“廉政体检”也不是万能的。少数干部善于伪装、隐藏,善于作秀,在被查处前大都披着冠冕堂皇的外衣,用假象掩盖真相。在公开场合讲廉政勤政往往头头是道,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有的还故意把一些不便收、不值钱的礼品或数额小的红包拿出来上交组织,以标榜自己。
同时,现在的干部工作领域、生活和活动范围愈来愈宽,这也为干部考察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一些地方对干部的考察方法比较简单、范围狭小、力量薄弱、时间短促,而很难准确发现干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的即使在考察中听到一些反映,也因缺乏具体线索,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事实,有的一时也难以定性;对干部品德方面的考察缺乏有效办法,难以掌握到真实情况。另外,一些考察人员自身素质不过硬,识人用人标准的偏差,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彻查,对一些重要“病症”把脉不准,也使得一些“带病”干部得以顺利提拔。特别是一些官员“藏而不露”,更为“廉政体检”增加了难度。
比“廉政体检”更有效的应当是“倒查机制”。为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中共中央办公厅曾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该通知规定,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收到撤校党内职务或者行政职务以上处分,且在提拔任职前就有违纪违法行为的,组织人事部门必须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调查。
同样让人不能乐观的是,该规定是2010年发布的,但这两年来,“带病提拔”的官员有的落马了,但是他身后的“伯乐”鲜有被追究。
官员升迁怪状之问题官员复出之惑
许多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都曾引起民意哗然。“高举轻放”的官员复出现象到底该有怎样的说法?
“复出”总是偷偷摸摸
2011年12月,江西宜黄原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原县长苏建国已经悄然复出的消息引爆舆论。2010年9月,他们因在震惊全国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处置不当而被迅速免职并立案调查,如今,未闻当初立案调查的结论,却传出两人分别就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的消息。
邱建国和苏建国因“宜黄事件”被免职,然后复出,从时间段来看,似乎符合相关规定。2010年4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其中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突击提拔者将被追责。
既然一年的期限已过,被问责官员复出,“这个可以有”。为何公众为何还对此不依不饶呢?关键问题是,他们的复出完全撇开了民众的监督。
同样引发舆论震荡的是上海静安大火被免职的原静安区区长张仁良的复出。今年2月7日,媒体披露,张仁良日前出任新疆喀什地委副书记,同被免职的静安区副区长徐孙庆日前出任上海申江两岸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0年发生的“11•15”上海特别重大火灾,以58条生命的惨烈代价备受国人关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查明,该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违规造成的责任事故,静安区政府对工程项目组织实施工作领导不力。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意见,依照有关规定,对54名事故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其中26名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8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省(部)级干部1人,厅(局)级干部6人,县(处)级干部6人,处级以下干部8人。时任静安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的张仁良,与时任静安区委常委、副区长的徐孙庆一同被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时过境迁,当曾经惨烈的景象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曾接受严厉问责之人也渐次复出,张仁良更是平安着陆于千里之外。
问责岂能只是“送你离开千里之外”?被免官员的复出为何总是“偷偷摸摸”?如果不是网友曝光,宜黄的两名官员复出至今不会进入公众视野;如果不是在某些官方宣传报道中出现的官员名字令心细记性好的人偶然得以发现,许多官员的复出就会毫无波折,官员复出也不会成为今天的一大公共话题。
让复出官员晒晒太阳
“复出门”事件屡屡发生之后,每当公众及媒体发出追问,有关方面基本上是以“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有关规定”之类的原则性“外交辞令”作答。面对诸如此类的玄妙解释,有如雾里看花的公众只能是一头雾水、问号不断……如“对于工业特别熟悉,这样的官员不用就是浪费人才”的原洪洞县副县长王振俊,再比如“不打麻将、不进舞厅的学习型官员”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我们姑且先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真实、可信,即使如此,这是否足以成为他们“复出”的理由?
复出也是一种任用,按照有关法规和规章,党政领导干部的任用必须公开透明,任用前必须公示,更何况复出的官员还是有污点的官员,是否重新起用应该有更严格的考察,复出的程序应该更透明更公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暗箱操作的嫌疑,复出的官员才有正当性。
王成栋教授认为,被问责的官员,作为一个污点干部,要复出,必须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在实质上考核其有没有洗清污点、有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其次要将这种考核过程和结果公开、公示。王教授建议,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即污点官员复出前必须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公共媒体向公众述职,让公众评判其复出是否正当。
中央多次强调,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而“问题官员”复出引发的一片舆论质疑,实际上暴露了中国行政问责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难题。从根本上讲,民意无力对官员是否复出进行制约,而官员的重新起用也要偷偷摸摸。而隐蔽的复出,又触犯了公众的敏感神经:没有享受知情权和参与权。
官员升迁怪状之“少年官员”的升迁“神话”
近年来,有些地方批量生产80后局长。这些官场中的“特别好运者”总是惹人遐想。$nextpage$
“神童官员”销声匿迹
2011年9月,河北省馆陶县召开干部大会,29岁的闫宁走马上任,出任馆陶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如果不出意外,在此后的馆陶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闫宁将没有悬念地去掉“代”字,成为县长。
有人说,当闫宁成为馆陶县长的那一天,他或许将刷新一项政坛纪录。这位1981年11月22日出生的年轻人,将和同样在29岁出任县级市湖北省宜城市市长的周森锋并列,一起跨入“史上最年轻县长”序列。
和当初的周森锋一样,闫宁的身世和飞速升迁都惹人浮想联翩。时年29岁的闫宁在赴任馆陶县县长以前,在同属邯郸市的永年县工作了五年多。在最初的三年里,这名年轻人获得了四次升迁,提拔速度非同一般。
从闫宁的简历来看,这其中充满了很多非常规的仕途路径和人为运作的嫌疑。可以说,闫宁仕途历程的每一步,都有高人来谋划、来布局的嫌疑,从而成就了这一所谓史上最年轻的代县长。
有学者分析过中国县乡官场“过度竞争”和“隐形台阶”的现象。过度竞争往往造成官员晋升时一步落后,步步落后,错过了关键时刻,这辈子的仕途也就到顶了,这使得县乡官员往往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来谋取早日晋升。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在每一个级别之间和内部都衍生出大量的隐形台阶,比如乡镇的副科级隐性台阶,根据职务所含权力和资源的大小,以及排名先后,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等,这是八级隐性台阶,而这些职务都是副科级。县里副处级的隐形台阶则包括: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
依此对照观摩闫宁的晋升时间间隔:从一般干部到副科,2年9个月;从副科到正科,3年6个月;从正科到副处,4年;从副处到正处,1年8个月。也就是他用12年走完了县乡党政干部大致需要25年才能走完的仕途历程。
懂得官场脉络的学者说,从闫宁的简历可以看出,这些晋升路径,很可能需要在县乡官场摸爬滚打很多年的高人才能规划得出,而且每一步都未必少得了关系运作。同时对于这些官场捷径,相信每一个县的组织部长和县委书记都心知肚明。闫宁的仕途历程,绝对不是靠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就能解释的,这大概也是现在人声鼎沸、民意汹涌的原因所在。
在官场仕途中坐惯了“火箭”的闫宁并不如周森锋那般“幸运”。在被媒体“围观”之后,闫宁因其身体原因已经辞职。据河北省邯郸市委组织部透露,去年底,闫宁已经不再任职馆陶县代县长,但是对于闫宁新的工作安排,邯郸市委组织部并未透露。不过,记者发现,自从闫宁辞职之后,从此销声匿迹,官方再没有宣布闫宁的任职去向,在政府网站上也找不到闫宁相关信息。
“权力阴霾”下的少年官
2011年9月,网友朴抱一在微博上发帖称:“井冈山市副市长杨春霞,1993年就投身工作,那年她芳龄16岁”。该微博随即引发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许多网友质疑“杨春霞何以16岁就参加了工作”,也有网友怀疑说:“杨春霞是不是上面有人”。
井冈山市人民政府网站的简历显示:杨春霞,1977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学历,江西省安福县人,1993年7月至1995年3月在安福县江南乡中心小学任教。网贴所反映的“16岁就参加工作”情况属实。
网友们在围观“最年轻美女市长”时普遍带有怀疑的态度。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16岁就参加了工作,二是从乡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直接升迁至副市长。网友琴子289对此颇为不解,“杨春霞跟我一样大,1993年我初中毕业,人家已经开始教小学了?”
她能?我为什么不能?“美女副市长”背后是不是又是一场“拼爹”的游戏?
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晓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了网友的疑问。上世纪80年代,幼儿园很少,小学也是五年制的,而且当时还有中等师范学校。杨春霞没有上过幼儿园,5岁开始上学,小学5年,初中3年,然后考取了吉安师范学校,3年后毕业正好是16岁,而中师毕业后被国家分配至小学任教也是顺理成章的。
针对网友关于“杨春霞从乡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直接升迁至副市长”的质疑,李晓峰表示,井冈山市是一个县级市,杨春霞现在是副处级别,可能网友把井冈山市误以为是地级市了,所以才会有“从正科直接跳到副厅”的疑问。
官方一再强调,杨春霞是通过吉安市公开选拔考试才担任井冈山市副市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比组织的直接任命更有难度;这也说明杨春霞在过去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有目共睹”的工作成绩显然不能搪塞公众的疑问,公开选拔考试也未必意味着能力过人,在“萝卜招聘”漫天飞舞的大环境里,所谓“公开”也只是一道幌子而已。网民们更感兴趣的是对杨春霞过去工作成绩的评估,然而这些信息官方并未进一步公布。
经历了网络热炒之后,杨春霞目前依然稳坐井冈山副市长的宝座。
与“美女副市长”杨春霞相比,“湘潭神女”王茜可没这么“幸运”。这个90后女生一举成名,源于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发布的一则任前公示。
2012年4月18日,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发布任前公示,1991年10月出生的王茜,被任命为岳塘区发展改革局干部,拟任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公示发布后,引来网上惊呼一片,“90后女副局长”王茜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湘潭神女”。
王茜的升迁神话堕入了权力雾霾的阴影里。有知情人爆料,王茜其父现任湖南省发改委驻京办主任。从公示的情况来看,王茜并没有超众的能力,她所获得的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本科学历,都未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见识过太多利用“野鸡大学”学历镀金的欺世盗名之徒,这样并没有说服力的东西又怎能服众?
经调查,湘潭市委组织部调查认定湘潭岳塘区的干部任前公示存在违规情况。湘潭市委组织部表示,岳塘区委对王茜的提拔任用存在两点问题:一是王茜所获得的英国赫特福德大学(新加坡)本科学历,在未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情况下认可为“大学”学历是不妥的;二是根据王茜同志的工作经历,其工作年限不符合《公务员法》及《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规定的提拔担任乡科级副职的任职资格。另外,岳塘区委拟任王茜为区发改局副局长属于破格提拔,但区委在研究决定前未按规定程序报上级组织部门审批。
针对违规任用情况,湘潭市委组织部决定,责令岳塘区委撤销对王茜同志拟任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责成岳塘区委对此次干部选拔任用中存在的工作不细、把关不严和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等相关规定的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湘潭神女”暂缓任用,由“湘潭神女”牵涉出的相关人等也被追究。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映林党内警告处分;城步苗族自治县发改局原局长霍杰彪党内警告处分;湘潭市岳塘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岳塘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职务,调离组织部门。鉴于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岳塘区委书记肖克和在王茜拟提拔任用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目前湖南省纪委已立案调查。
“湘潭神女”的父亲王达武也未能逃脱干系,除了党内警告的处分,王达武还被免去了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职务。
“励志大片”为何异化成“神话”
焦三牛,出身农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这位年轻人,工作刚刚半年后被破格选拔为副县级的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莫名被带上了“二代”标签。舆论沸腾,媒体对焦三牛深入调查证实,焦三牛确实是“二代”,不过并非人们想象的“官二代”、“富二代”,而是“穷二代”。
1989年夏天,焦三牛出生在山西新绛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父母靠种地维持全家人的生计。2007年高考,焦三牛以617分的优异成绩成为新绛县的“文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2011年7月,焦三牛成为当年前往甘肃工作的14名清华选调生中的一员。如今,焦三牛家家境依旧不富裕,除了要耕种十余亩土地外,焦三牛的父亲至今还在附近一砖窑打工,一天仅几十元的收入。
年轻未必不可靠,能力和年纪也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不过,年轻干部“焦三牛”被误解,这也不能归咎于公众偏好“负面想象”。当选拔重用年轻干部的“励志大片”异化为一部部“升迁神话”时,正当的“破格录用”也难免被公众戴上“有色眼镜”以观之。
官场新秀的崛起,人们自然要关注他的由来。选拔多么年轻的人当局长或县长不是问题,干部的跨越式升迁不是问题,甚至干部的身世有多么显赫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得给公众一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经得起基本的质疑。应该说,这是信息公开的起码要求,是满足公众知情权,使之能够监督政府的底线条件。
同样是年轻干部,闫宁销声匿迹了、王茜被赶下了神坛,但是焦三牛却经受住了舆论的炙烤。这说明公众并非对“少年官员”有先天的成见,这只能说明,“少年官员”太多的“升迁神话”已经把“破格”和“工作需要”变成了利益栽培的措辞。
问题官员升迁屡有发生,究其根源,一是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不够透明,决策者缺乏监督约束;二是民主测评搞花架子走过场;三是干部选拔任用公示不到位,流于形式;四是某些决策者无视党纪国法、滥用权力、徇私舞弊、以权谋私。
将少年官员的“升迁神话”还原于“励志大片”的本质,化解之道依然是信息公开、程序透明。在干部选拔时,要公开透明,特别是要细化年轻干部“破格”任用的标准,这样才会减少公众的质疑和误解。同时,在面对公众质疑时,政府部门应该主动公布相关信息,接受民众监督。最关键的,恐怕还得让民意具有真实可感的压力,成为一种必须在乎的东西,在这方面,“湘潭神女”事件中多人被免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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