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一位部长在今年“两会”期间的一次会议上说：“说句大话，没有你能够限制住我的东西。(美国)对中国高新产品的出口限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现在既然能上天、能下海，就没有造不出来的东西。”
中国“没有造不出来的东西”，这种极度乐观和自信的看法，其实缺少对中国教育科技现状的客观认知。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科学技术以及教育状况并不如人意。
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孩子送到国外读书，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不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博士王鸿飞指出，“以我在Columbia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我所在的(中科院)研究所和中国最好的大学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鉴于大家对99%或97%的估算的异议很大，但对90%异议不大，所以把标题改为：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导不合格。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说基本上都不合格。”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也认为：中国培养的博士和带博士的博士导师，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种大学比，应该是99%不合格。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孩子送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去读书，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不高。
对中国教育的落后现状，温家宝总理非常焦虑。2006年11月20日他向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到：“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钱学森去世后，2009年11月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就是钱学森那句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公开信说：“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巨大，但质量很差，大部分是重复研究、低水平研究，原创成果极少
2000~2002年，北大、清华、中科大、南大、复旦、浙大6所中国最强的高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共发表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武书连、吕嘉、郭石林：2004年中国一流大学评价揭晓 15所大学入围)。南京大学在1992~2002年间物理学论文总数排在世界大学第41位，但如果按论文的影响，亦即引用率计算，则一落千丈，居第675位。2004年，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王迅说：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标准，复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他可能仅够得上副教授水平。但很多人认为，王院士高估了自己。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
而在科技方面，中科院院士郝柏林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研制出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时，比美国只差十几年，与日本差距更小。经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在计算技术方面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反而比50年前增大，“这种差距仍有着继续增加的趋势。”
机械制造专家、前国家科委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施汉民说：30年来，在所有的科技领域里，中国人没有作出过任何一项有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在数学、物理学领域，大批40~50年代回国的科学家接近、超越国际先进水平。70年代技术发展较快，但主要是跟在别人后面跑。开始跟得快，后来连跟也慢。理论上、实验上几乎没有自己的突破，只有一些低水平的跟踪研究，比印度还差。
全国政协常委张涛说：“由于科研活动远离经济与社会实际以及立项和评估中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导致中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他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中国的学者及科研单位看重的是争取和主持科研项目，对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严重忽略。
不仅如此,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弄虚作假成风。2007年3月26日，中国教育科研网蒋文黎说：上海交大从历年本校学报中查出200多篇做假论文，大部分都是直接从互联网上抄袭而来，其中，涉嫌抄袭的学者微电子学院23名，机械学院37名。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研制的“汉芯”系列晶片从1号到4号全部假冒。造假者陈进还因此当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借助“汉芯一号”，陈进申请了数十项重量级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11亿元的科研基金。2006年1月，造假事件东窗事发，成为惊世丑闻。学术腐败, 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科研水平。2011年8月3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指出，中国的大学等科研机构存在严重剽窃行为，如瘟疫般的剽窃阻碍中国的科技雄心。
思想自由是进步的重要保证
中国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曾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在数十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据在欧洲面向华人社区出版的中文《欧洲时报》报道，旅美的华人学者达十万人，其中被公认为一流科技人才的有三万多，占美国高级科技人才的1/4以上。
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大学质量如此之差，中国科技在世界的竞争力如此之弱呢?科学无国界，但科学之光为什么不再眷顾我们这个国度?1996年9月27日，《中国科技报》发文提到：“据学者统计，按一般情况，立国30年就会出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数是35年。”海外华人已经涌现数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是中国血统，为何13亿多大陆人60多年来竟无一个自然科学奖?
答案纷纭，原因种种，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缺失当是不争的事实。
大学和科研单位应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其本质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早在1919年蔡元培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清华大学有块“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系1929年清华国学院师生募款修造，纪念1927年6月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的王国维。
碑铭系陈寅恪撰写：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3年，陈寅恪解释，“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陈寅恪在这里实际上概括了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与陈寅恪说法相同，德国哲学家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个自由漂流的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这个群体最显著的两个特点是自由漂流和非依附性。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品格。
遗憾的是，今天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恰恰缺失。鲁迅说得有道理：中国不出天才，缺的不是种子，而是土壤。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世纪说过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她的这句话让中国人很不舒服。但从她说这话到现在，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60多年来，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师。
总之，没有阳光的地方不长大树，没有自由的地方不长大师。思想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是创造所有人间奇迹的原动力。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不会产生对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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