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尼拔战争成就了两位盖世英雄，一位是自称在那个时代排名第三的汉尼拔，他率军从西班牙出发，穿越耸入云霄的阿尔卑斯山，创造了军事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然后，从北向南，所向披靡，搅得意大利天翻地覆。
另一位英雄理所当然是西庇阿。和汉尼拔一样，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英雄。他们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又更像一对亲密的师徒。西庇阿将战火引向迦太基，运用汉尼拔的战术击败汉尼拔——就像南非世界杯决赛时，西班牙队用荷兰人开创的战术击败荷兰队一样，尽管国家胜负生死攸关，但对于个人名誉而言，失败者也能分享胜利的光环。
扎马会战成就了西庇阿的名声与地位，他被尊称为“阿非利加努斯”，意思是“征服非洲的人”。长久以来，他占据着元老院一言九鼎的“第一人”位置，被当作国家柱石，只要遇到紧急状况，他总被认为是力挽狂澜的最后王牌。
但是，扎马会战过去15年后，他在罗马政坛遇到了一个小他一岁的对手：老加图。这是一个被普鲁塔克归于“执法严明者”的人物，与希腊的亚里斯泰德分享这一盛名。也正是此人在元老院的喋喋不休，促使了迦太基的最后灭亡，这是后话。
像西庇阿这样功成名就的人物，环绕身边的少不了有鲜花和掌声，有真诚的赞美，有虚伪的奉迎，而这一切都难免遭人嫉恨。在你如日中天时，人们往往会掩饰这种邪恶情绪，可一旦你露出软弱、麻痹的征兆，对手绝不会放过乘虚而入的佳机。当西庇阿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时，那些嫉恨者的机会就来了。
西庇阿躺在病床上协助兄长路奇乌斯指挥叙利亚战争，胜利归来后，就被两位护民官检举。举报者称，路奇乌斯在与叙利亚国王安条克签署和约时，有500塔兰特的款项用途不明。明眼人都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路奇乌斯只是叙利亚战场上的名义总司令，真正的决策者是西庇阿，所以，指控的矛头也是对准他。
罗马四处攻伐屡战屡胜，黄金白银纷至沓来、源源不断，并不在乎这500塔兰特，检举者的真正目的是搞垮政敌，而以“经济问题”为手段，古往今来都是政治角力的最佳选择。一方面可以掩饰真正的用心，另一方面可以博得民众的认同，而对西庇阿的政敌而言，此法还有另一作用，就是逼迫元老院中西庇阿的同盟者三缄其口。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的指控，让一个骄傲的人更加愤怒，而愤怒，再加上健康的恶化，给予西庇阿双重打击。对手最初的战术就是激起他的愤怒。
德国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被公认为罗马史学的巅峰之作，蒙森的客观冷峻如刀如削，这使得他得以靠一部历史著作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可这位严谨的蒙森，在评论西庇阿的兄长路奇乌斯时，竟然用了“丑陋的稻草人”这个称呼，足以见证英雄的兄长才智平平——也许蒙森是气恼他分享了英雄的荣耀吧。
路奇乌斯不只是在战场上笨拙，在政治上也是个白痴。元老院传讯证人时，他拿着军团出纳的账簿来到会场，并准备向元老院解释——时间在对手一边，传讯的过程越长，西庇阿名誉受损得越大。看到兄长老实巴交受人欺负的样子，西庇阿大步跨前，一把夺过兄长手中用纸草纸装订的账簿，三下两下就撕得粉碎，然后当着元老院全体议员的面，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大意是：有人竟然指控我西庇阿，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我，指控我的人不仅没有指控我的自由，而且连肉体的自由也没有。
这番出于本性又极不明智的演说，让他的政敌如获至宝。于是，指控的对象更明确了，不再是路奇乌斯，而是他本人。政敌的战术完全取得了成功，元老院会场变成了对自己的“第一人”的审判台。两位护民官开始指控西庇阿，从西西里，到叙利亚，那些人将他如何“越权”，如何“沽名钓誉”，如何“绑架”罗马共和国的陈年旧事，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
第一天的控诉，西庇阿一言不发，安静地聆听。第二天由他为自己辩护，这是审判的程序。这天，两位护民官早早来到元老院，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罗马的民众也纷纷赶来，渴望听到西庇阿如何辩护，内心里也不排除暗藏偶像倒塌的快意。
可西庇阿迟到了，这是故意的迟到。正如经济学上的“迟滞”意味权利上的不平等一样，重大公共活动中最迟的一方，往往也意味着最高的权威。久经沙场的常胜将军深谙在气势上压倒对手的重要性，等他在元老院露面，马上就被一群支持者簇拥，挤满会场的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们让开一条通道。
他沿着这条通道向护民官走去，步子很慢，一步一步地走，护民官的嚣张气馅一步一步地消蚀。终于走到了护民官座位前面，西庇阿环视四周，会场一片寂静，甚至能听到心跳的声音。这时，西庇阿开口了，他没有辩护，没有反诉，也没有任何的指责，只是提醒罗马人注意，这一天正是他与非洲的汉尼拔在迦太基的扎马会战取得胜利的第15个纪念日。所以，他要感谢保护罗马的神灵，感谢供奉在卡皮托山上的最高神朱庇特和朱诺女神、密涅瓦女神，他诚心邀请罗马人与他同行，向诸神表达感激之情。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会场。这时，罗马人终于恢复了沉睡已久的记忆，终于没有忘记这位国家的功臣，元老院的议员们起身了，民众起身了，甚至连书记员也放下了铁笔起身了，都紧跟在西庇阿的后面。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开进卡皮托山，而元老院里只剩下惊惶失措的三个人：两位护民官和他们的后台老加图。
罗马史家李维借用文学家的细腻描述了当天的场景，他说身披托加的西庇阿已然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身体孱弱，老态龙钟。尽管如此，罗马人民对他的爱戴之情，胜过了他从非洲凯旋归来之时。李维说这一天是西庇阿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而蒙森，却断言这是西庇阿的“最后的光荣”。蒙森是正确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罗马，到乡下的别墅过起隐居生活，从此再也没有踏进罗马城半步。当然，那本就子虚乌有的控诉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把他赶出罗马，才是老加图的真正意图。
四年后，52岁的西庇阿在别墅里去世。他交待后人，不要把他安葬在阿皮亚大道沿线的祖墓群，因为墓地位于罗马境内。据说，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不知感恩的祖国，你有何资格拥有我的遗骨?
巧合的是，他战场上的对手和老师，伟大的汉尼拔，也在这一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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