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减速，领导人们又一次试图操控那些可能开始变化的不同乃至有冲突的利益诉求、目标和政治体系。
中国对关于其经济减速的报道作出回应，那就是降低了“准备金率”，这限制了中国的银行保留而非贷出的金额比率。降低“准备金率”——中国的“准备金率”远高于西方国家的——意味着激励银行多开放贷款。这是经济刺激的一种形式，是对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之间中国进口状况停滞和出口增长只有预期的一半这些新闻的事前响应。
事实上，近几年中国一直在提高准备金率，在去年7月分六次进行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提升是中国极力降低通货膨胀(贷款会刺激通货膨胀)所进行的尝试。中国政府太过于重视通货膨胀的控制以至于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中的非法借贷者给出了死刑判决。这个系统是涉及万亿美金的用来躲避官方借贷限制的地下借贷网络。
“准备金率”政策的反复代表着中国政府正极力同时追求两个有时是互相冲突的经济目标：那就是保持经济增长和避免通货膨胀。中国以外的经济学家和中国内部的政治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个问题争辩不休：中国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控制住经济增长最大的不安定的副产品——通货膨胀。一致的意见，尤其是在北京内部的，似乎更倾向于市场改革(现任总理温家宝和前总理朱镕基均如此表示过)。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同时也必须应对那些当前既定利益与改革有冲突的产业家们和官员们。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种走钢丝的行为，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便是“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这是从基于出口的经济(就是依赖中国产品和中国货币保持廉价)向基于国内消费和投资的经济的转型。此种转型是从中央政策制定者敲敲笔尖就能带来神奇的产业输出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市场力量稍微有点提升，而经济增速的驱动者是私营经济和个人消费者的经济转变。举例来说，这更是要把苹果手机卖给中国消费者而不是美国消费者的转变，或者说更好的转变是建立中国自己的苹果公司。
这对于哪个国家来说都是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挑战，而中国政府统治方式的特性可以同时让这挑战变得更简单或更严峻。说更简单是因为中国领导者已经在公开探讨和致力于如何成功转型这个问题了，而且中国政府已经走过一些经济钢丝了，最著名的要属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开放了。说更严峻是因为，为了使转型成功，许多从这20年的自由主义化中充分获利的利益集团或许不得不开始放弃他们一些新得到的权力，通过允许“法治(rule-of-law)”来遏制腐败同时允许市场挤出国家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一部分财富。
关于中国最近的五年规划(此规划致力于加速国家的经济转型)的一篇悲观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报告警告说：“既得利益者会拒绝任何把他们的财富转移给他人的做法。”欧亚集团的报告还说：“中国的领导者不可能集中处理这些强大的‘失势’利益集团。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强人或者紧密团结的领导集团来超越他们。”除非中国领导者能够做出“巨大的统治结构改革”，比如说，通过促进“法治”、与腐败作斗争——这两种的任何一种都会削弱一点他们自身的权力。
北京的学者张鸣告诉纽约时报：“事实上，我们表面上面临着许多经济问题，但其实是政治问题，比如经济的性质，比如国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所有制的性质。问题太过于严重，以至于要是现在再不解决的话，以后会失去控制。”正如Walter Russell Mead所说：“威权政治下的现代化一开始是可行的，但突然有一天，它会失灵。”
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而在此前一次巨大挑战中，中国成功地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新闻，中国观察家Bill Bishop作为回应写道：“这里的事情总是一团糟的，以前是这样，以后还会如此。并且[我]猜想经济状况乃至政府大概是可以勉强混过去的，而不是崩溃，也不是称霸全球。但是即将来到的中国的这段混过去的日子永远都不会被写成一本书出售。”这个说法是针对2001年Gordon G. Chang(章家敦)那本著名的中国怀疑论书本《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从这本书出来到今天，中国已经度过了超过十年“没有崩溃”的时光了。
但是，最近这次潜在的经济危机触到了中国系统非常核心的部分，而且中国领导人为了更重要的目标，已有了全面抛弃某些权力的意愿。这跟乔治•华盛顿在两任后放弃了原本可以终生担任总统职位的那种事迹不能算是一回事，华盛顿的那个决定在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理由去赞颂。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经常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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