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时期开始，美国就带着独特的道德结构走进全世界。当然你在这之前也能找到一些道德的片段，但是当代镜头应当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初的精神，即看到美国人拥护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宗教自由的权利、民主的权利，以及国家应当免于贪婪的敌人入侵威胁的权利。在实践中，美国人频繁地违背了这些准则，但是他们依然编织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织锦。
对于每一个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一样把维护国际秩序放在人权之前的现实主义者而言，总有一个像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那样把人权放在外交政策议程中心的人。历史学家会正确地注意到，外交政策的真实差别要比口头上的轻微，但是无论怎么说当局都不可能放弃对人权的考量。
在20世纪的后半叶，美国在同苏联的超级大国竞赛中显露身手。苏联因其古拉格集中营和政治犯等，被视作严重的人权侵犯者。与此同时，美国虽然可为苏联的持异议者做得很少很少，但是比起苏联严酷的独裁主义而言，美国显示出了希望和自由的指明灯作用。至于毛泽东政权和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那个政权被视作更为让人难以接受的，但美国政策给予的关注却要比给苏联的少。无论是同苏联，还是同中国，当时的美国几乎都没有任何商贸、经济往来。只有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对于人权的坚定承诺是全球努力的一部分，代价不算大，并使得美国站在了天使的那一边。
在同共产主义联盟之外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美国可以采用不同程度的压力来敦促变革，不论是通过经济制裁还是军事干预。美国不规律地使用这些工具，同美国有关联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对这种可能性不甚敏感。这也是美国影响力的一种来源。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联合国以及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普遍接受。此项宣言建立了全球的人权框架，大多数国家(起码理论上)接受了这个框架，但是在实践中只有很少的国家践行了这些。
在最近的一些人权事件上，奥巴马政府被指责是“软弱”的、“纵容”“中国的专政”的。但这些批评言论也有种美国与其在世界上真正的身份相违背的感觉。
美国并没有强迫中国的能力，缺乏有效的方法会导致美国经济的严重受损。是的，中国政府那些侵害人权的做法确实可能也应该引发美国决定在经济上同中国脱离，并尝试着去惩罚中国政府。确实可以做，就像对待缅甸政权时那样，若是对中国这么做的话，那么美国本土的经济将会大规模地陷入混乱。
现实世界是，在这里不同政权的所作所为未必互相都看得惯，但是除了口头上严正反对以外，别无他法。对于阿布吉拉集中营事件后的美国而言当然如此，而且如今对于非洲裔美国人而言大规模的监禁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也许会认为这些行为都是道德上该受到谴责的，但是他们与美国还是照常交往。因此美国也同其认为缺乏人权的国家交往：1970年代同巴西和阿根廷，1990年代和2000年代同许多非洲国家。
美国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反应可视作美国对于权力的幻想，而不是软弱。除非有能力迫使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做你认为合适的事情，我们必须在反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的同时，还与那些我们认为行为不当的国家合作。是的，确实有许多让人完全想不到、完全接受不了的政权存在，1970年代柬埔寨的高棉政权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大部分的国家处在更加灰色的地带，比如说改革中的印度尼西亚在亚齐(Aceh)依然是残忍无情的。我们之所以同那些国家合作，是因为并无其他可行的办法。我们无法决定世界各地的政权，正如他们没有选择美国作为全球的军事霸权。
最强大的立场当然来自在国内严格实践普遍的价值观。这来自无论我们劝诫的是什么，都始终和强有力地践行。
关塔那摩对于美国而言是个不利因素，因为这使得美国几乎失去了与那些使用酷刑、拒绝人身保护或者进行秘密审判的政权进行抗议的权利。他们总是可以反咬你一口。美国已经移除了那些过度行为，不论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多么具有合理性。
鉴于对于中美两国，良好的两国关系对于彼此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哪怕对于一些问题的处理不那么令人愉悦，保持两国关系还是很重要的。更何况，若是失去了这些基础，良好的人权状况更是无从谈起。这里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关于自尊心、实力和弱点的膝跳反射并不能改善人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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