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发布的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中国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蓝皮书》认为，到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中国已成为一个“城市化”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这期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尽管这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统计的，即将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计算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这些群体的“城市化”劳动与生活仍是常态性的，他们真实地支撑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
《蓝皮书》指出，从中国地方发展情况看，各大城市发展阶段参差不齐，但是都在步入郊区化、大都市化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和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是中国各大城市“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隐患。由此，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如何医治“城市病”?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不遗余力地限制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这种控制人口数量的思路，导致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人口增长——这才是导致“城市病”集中爆发的真正原因。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都在试图严格控制新移民。《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就“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确立“每年净增人口不宜突破20万人”的行政目标，“十五”规划也是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超过20万人。但是，两个五年规划过去，北京市常住人口从不到1400万人，增至2010年底2200万人，人口净增加了800万人，平均每年净增80万人。
按年增20万人的控制标准来进行基础设计建设，却要承载年增80万的实际人口，“城市病”不爆发才是咄咄怪事!
控制大城市人口，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可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和盲目、过度发展中小城镇的道路上，气宇轩昂地阔步向前。
由此，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两大陷阱：一是违背规律地过度发展中小城市和限制大城市;二是只见物不见人，城市化进程中不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导致社会底层的上升成本大大提高。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根据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截至2007年，世界上已有33亿人生活在城市，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50%。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就说过，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只看到现行体系的统计数据。2011年末城市化率达51.27%的数据，包含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如按户籍人口统计、扣除候鸟般在城市没有根的农民工，实际城市化率不到35%。2.2亿左右的常住人口，根本没有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公平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福利。
中国城市化的一大陷阱，是过度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同时，又在中小城市进行着“城市化”大跃进。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最大特点，是国家一直在鼓励中小城市，俗称小城镇化发展战略，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堆砌筑好了“鸟巢”，就一定能够引来凤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0.1%，人口增长却只有30%。在大城市发展一直受限制的背景下，这一数据足以说明，中小城市大跃进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这样的城市化，只见大肆圈地盖楼，却不见生机勃勃的人，有很多地方形成巨大空城，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
因盛产优质煤而人均GDP一跃超过香港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花5年时间、耗资50多亿元，打造了一座面积达32平方公里却几乎无人居住的康巴什“鬼城”;昆明呈贡新城也几成空城;内蒙古清水河县十年建设留下“烂尾城”。全国各地的征地和造城大跃进，大同小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在城市化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对于有着强烈自发需求的大城市化过于谨慎甚至害怕，导致各地纷纷出现“反城市化的城市化”——最该城市化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土地和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人口准入的门槛奇高，甚至没有公平透明的准入标准，比获得外国国籍还难;不该城市化或者说市场本身没有城市化需求的偏远地区，却搞城市化大跃进，土地和房屋大量供应。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的研究表明，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7年，也即在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内地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可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一线大城市、大城市群、大城市圈的迅速崛起，一些中小城市却日渐衰落。
在各地方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大跃进中，埋藏着风险，即，土地和房屋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城市化运动中存活下来，如果违背市场和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追逐得越快、越热烈，可能死得越惨、越难看!——透支了大量地方财政和百姓未来的收入，摧毁了城市原有的文化和精神谱系，打乱了百姓世世代代传承有序的正常生活，建起的却是一堆堆毫无生机和活力、而且注定要在城市化优胜劣汰中被淘汰、被风化的钢筋水泥丛林!
中国城市化的另一陷阱，是见物不见人，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过程中，漠视公民权利，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失去正常的连接纽带，使社会底层和中上层之间失去足够的弹性空间。$nextpage$
表现之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户籍管制和儿童权利保护落后，儿童不能在流入地平等地上学和高考，导致了问题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他们的教育和权利贫困，为未来社会埋下严重隐患。
全国妇联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显示，当年全国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高达5800万。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达28.29%。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18岁以下都算儿童，绝对数字还要更高。国务院《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显示，2005年，全国范围内不能在当地平等就学和高考的流动儿童，已达到2000万。
各方数据和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要么亲情缺失，要么权利缺失，心理负担重、学业较差、易受侵害、违法犯罪倾向和行为明显高于正常的普通儿童。
表现之二是漠视新生代移民的权利，阻碍底层人口的正常上升，加剧代际贫困的世袭与传承，为社会制造不平等和动荡的基因。
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记者站站长，曾四次获得代表加拿大新闻界最高荣誉“国家新闻奖”的作家道格•桑德斯，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对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潮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现象进行深度调查，撰写了《落脚城市》(Arrival City)一书，并于2012年初携书来到中国，四处宣传他的调查结论和理念。在他看来，新移民进入城市的最初落脚点不能轻易毁去，城中城是农村及城市发展的引擎。
落脚城市，指的是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桑德斯认为，适宜的政策和支持会让落脚之地获得接纳，城市新移民也得以融入正常的社会;反之则会导致经济停滞、极端势力增长。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有政府把落脚城市定义为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一般民众更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贫穷脏乱将其鄙夷为恒久不变、无可救药的贫民窟;更具杀伤力的思维则认为，这些拥挤的社区，是都市杂乱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
政府一方面出于面子考虑，另一方面是拆旧建新中巨大的政绩和利益驱动，往往倾向于把“城中村”拔除，把贫民窟改建成漂亮的大楼。但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刚刚落脚城市的进城农民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并没有因此而留在原地、住进更漂亮的大楼，而是被迫搬到了更为偏远、交通、医疗和教育更为不便、治安状况更坏的地区。
典型的是北京著名的“城中村”唐家岭。
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属于比较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与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中关村软件园只有一路之隔。当地聚集了5万名以上外来人口，包括1.7万名大学毕业生。
2010年，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启动。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考虑到解决该地区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将在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启动不少于1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但是，因改建而变得昂贵的租金，迫使许多人搬离。
桑德斯说，其实世界各地也有不少政府在对待落脚城市上，走过弯路。而在巴西，脏乱差的贫民窟法维拉没有被取缔，而是通过来自政府的援助对它进行改造，使人们有机会在这里立足，政府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并且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使他们不必搬离这个贫困社区而有望更快地进入中产阶层。
支持桑德斯的观点——在大城市中要允许贫民窟的存在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教授。秦晖走访过世界各地好几处贫民窟，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人会说贫民窟是个好东西。但是比贫民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家庭离散……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不能忍受这种状态，他们愿意全家住在一起。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以3亿人口的家庭离散作为代价换得了城市的光鲜，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信息。”
桑德斯则以欧美等已经历过城市化的国家的历史为鉴，他们也产生过误区，第一是阻止农业人口迁移进入城市，第二是已经迁移落脚到城市的居民，不给他们正式的存在身份。这直接造成了激烈的暴乱和冲突。相反的例子是，伊斯坦布尔的奥扎尔公布了第280号法案，将占地居民转变为合法纳税人，让他们对自己临时搭建的房屋及土地取得所有权后，一个混乱敌对的板块转变成了繁荣的社区。
在城市居民或者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城市管理者看来，解决城市贫民窟或者城中村的最直接手段就是铲除那里。这种手段非常愚蠢。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始终要第一考虑的是人，不是把城中村和贫民窟铲除了，贫民就不存在了。
贫民窟是不存在了，但贫民依然存在，他们只能被迫住到更远、就业、就医和孩子就学更难、治安更差的偏远地方去。因此，解决贫民窟和“城中村”最为人道和人性的办法，不是铲平那里，然后在那里建造一些公寓，而是要切实以新移民为本位，改善他们这个群体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仅仅是改善空间意义上的居住条件。尤其要改善这个地区的交通、医疗和教育环境，并以此提升区域社会文化环境。
具体来说，就像桑德斯所说的，那里不能只是一个居住区，而是集居住、工业、商业、教育等一体的社会，那里居住的人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像大多数公寓居民那样独门独户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只有那样，贫民窟里面的那些人才能够在这样一个区域居住、生活、受教育，更重要的是得到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是生存和提升发展的机会。
城市也有自己的社会生态环境，城市新移民就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一样，也有它的自由、尊严，也有它不可剥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人、任何群体都不可能独自生存。通过“城中村”这样一个城市和乡村紧密联结的纽带，一个中间过渡地带，城市新移民、低收入群体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彼此混杂、亲密有间，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新移民的就业和发展成本，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民的生活成本。
以较低成本容纳大量商业服务业的流动或临时摊贩，是城市经济和人文社会意义上的“肺”。他们可以向周边提供较廉价、方便、齐全的生活服务，为大量服务人员提供较好的创业环境，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提供栖息、就业之地，为老居民带来巨大的出租房屋等财富空间。对于城中村周边居民来说，它有一股十分强大的后拉力，为城市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商业支撑，帮助城市走出高能耗低效率的发展误区。对于居住在城中村的人来说，周边富庶地区又对他们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向上的拉力，有助于他们较快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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