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牧歌是诗人虚幻飘渺的憧憬，而牧歌的自由精灵隐藏在城市。我们要吟唱传统乡村社会的挽歌和城市生活的牧歌，在时代咏叹的二重奏之中，确定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归宿。
城市化是农民投奔自由、追求幸福的自主行动。
从典型意义上说，城市和传统乡村的确是两个世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物质匮乏，几乎没有财富积累，穷富等级比较固定，公共生活领域狭窄且受宗法关系控制，人无隐私和自由可言。此外，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内部几乎没有市场交换，外部交换主要和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有关。出身农村的青年对物质匮乏有一定了解，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其他特点实际上没有亲身体验。他们没有在农村谋生的经历;养家谋生的是他们的爹娘。
传统乡村社会，除贫穷之外，一般老百姓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起码自由的人身束缚之中。长辈对晚辈的指教天经地义，而族长、乡绅的金口玉言比法律还厉害。这里有一种无形的强制和普遍的压抑。美丽的乡村风光早已引起人们的视觉疲劳，并不能丝毫减轻他们的压抑感。在这种生活中，人际之间的恐吓、强制和各种奴役性的潜规则所带来的精神折磨，远甚于物质贫穷的痛苦。我再次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活不是《艳阳天》、《创业史》和《刘老根》里描述的那种生活，而是陕西作家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生活，是《红楼梦》里焦大、刘姥姥和佃户们过的生活。
正因为乡村社会的人身束缚具有普遍性，人们可能熟视无睹。一辈子在乡村的人们可能对生活没有多少抱怨，以为那是老天注定的。
但人们只要有了城市生活的体验，便会发现城市生活的魅力。城市经济需要专业化合作，至少在技术上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生产一台汽车，方向盘制造和车轮毂制造在技术上一样重要。城市生活能保有隐私也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就连一定历史时期狠不过的城市资本也不大会侵犯人们的隐私权。隐私是一个自由的心理空间，这种东西在传统乡村社会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城市的货币交换还放大了人的能力的差异，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和普通人相比，所获得的财富可以有天壤之别，而乡村社会里人们能力的差异不过是多种几亩地而已。
城市社会的魅力不止于此。年轻人喜欢谈爱国，其实真正的国家观念不是来自传统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人们有宗法观念，有皇权观念，有自然神的观念，这些观念基于外在的、前世发生的力量的统治，人们很难反抗。同样地，人们也不会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古时候，爱国其实是爱皇帝。只要皇帝倒掉，“国家”就崩塌，人们就服从新的皇帝。所以，在古代，游牧民族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游牧民族比农业民族有更强的地域观念;在近现代，工业民族更容易征服农业民族，因为工业民族的城市治理半径大，市场交易范围广，百姓具有真正的国家观念。这是解释中国过往历史的一种基本观念。西方人对中国一次次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西方人有三头六臂，而是中国百姓在不清楚皇帝是谁的时候，缺乏真正的“敌人”的观念。乡村社会的人们常常在家族械斗时更容易主动赴汤蹈火。近代早期，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可以朝天放枪，那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都派不上用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逐渐有了近代工业，黄埔军校又传播了新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知识，国家观念开始普及，中国人的战争能力才强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国就要爱工业，爱城市，爱市场，就应仅仅把农业当做国家的基础，而不是基础上的大厦。
概念的讨论需要极端，而实际生活是模糊的。若拿世界比较，中国的城乡关系在历史上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宗法关系限于乡村贵族，而我们的宗法关系具有普遍性。我们这里是家国难分，只不过所谓“国”是皇帝的天下。一个村庄是小的宗法共同体，全天下则是大的宗法共同体。所以，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介匹夫也可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这个天下多是皇帝的天下。如今搞市场经济，这倒成了中国建立统一市场的宝贵历史遗产。因为这个历史遗产，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在三五十年里赶上中国实在不容易。但我们千万不要盲目陶醉，以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优势。统一性只是外壳，如果没有现代性的内涵，没有市场关系的引入，我们断断不会有今天。但总体上我对中国的前景很是乐观。
即使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也是灰色的。真正的传统村落越来越少，而我们的城市也不见得完全见不到宗法关系的影子。要知道，我们如果对城市生活不满意，其实你讨厌的恰恰是城市的乡村烙印。例如，最令刚进城的农村出身的青年人窝心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人们感觉到种种潜规则在起作用，透明天花板压在头顶，职场是一个个土围子，有的职业领域除非你有特殊背景，否则就别想进到里面去。面临这种局面，年轻人不免沮丧、愤懑，乃至绝望。若回到乡村，发现那里发生了变化，金钱关系裹挟着宗法因素，温情的亲情面纱被撕得七零八落，也落得心灰意冷。有的乡村开始给8岁孩子做寿，甚至给家养牲口做寿!两相比较，仿佛在“不同人间切换”，且不知何处是个归宿!其实，这不过是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瑕疵而已，能让我们心灵安家的，是让我们的乡村朝着现代化继续奔跑!
当然，几亿流动人口有自己的困惑和彷徨。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让他们一剂服下便心爽气清。中国需要进一步现代化，且能够现代化。未来我们的城市会更多、更大、更加现代化。我们也将保有乡村，但现代化的乡村是城市的延伸，现代农业是城市食品市场的第一车间，而不是改头换面的宗法关系的堡垒。乡村经济将全面被现代信用关系所覆盖，城市所拥有的隐私保护和自由心灵空间也将延伸到乡村。这个过程不会太快，但趋势却不可逆转。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nextpage$
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实在，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32年达到70%，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1600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1200万左右，峰值是1357万。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则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约2000万，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300万直至1600万。这个速度我们的城市能承受么?
按前面的假设，到2032年，中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从2.7%会下降到1.6%，平均年递增率为1.7%。这个时期中国的GDP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每年按9%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0.19。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0.19个百分点。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1919年至1957就业增长率平均为1.89%，扣除物价因素后，GDP实际增长率3.94%，弹性值为0.48。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中国的2.53倍!(这些测算的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2009)》、《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我们很难用中国比美国科技进步更快来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10个省的约1000个农户)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60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的速度还可以更高，城市化率每年可提升到2.5%以上!这难道还能说我们的城市缺乏就业机会么?
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城市缺乏土地，因此不能快速城市化，这更缺乏依据。我们知道，一平方公里一万人的人口密度，是花园式城市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3000人/平方公里左右，常说没有土地的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西部还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我的测算表明，中国城市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6。(测算依据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城市利用现有土地还可容纳1倍以上的人口!此外，中国现在农村村落面积是耕地面积的13.3%，而日本的同一数据在1954年是6.8%。(《英美法日德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1958年。)中国村落占地17万平方公里(包括村庄内企业占地)通过有计划的村庄整理，至少可节约1亿亩土地，城市扩张怎么也用不了这些土地。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以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做比较，中国GDP每增加1%，所占用的耕地是日本同一数据的10倍左右。中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在太差。
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要赶上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需要约30年时间，那时，中国的GDP总量要比现在增加270万亿人民币。中国的土地资源能允许我们再生产270万亿GDP么?这个也不是难题，关键是要调整国土资源的使用格局。
中国GDP总量的90%以上主要靠城市经济部门生产出来。各类城市主要集中在平原、河谷地带，其周边土地大多是中国的优质耕地。这些城市经济部门占了大约1亿亩土地(大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1亩地产出GDP近50万元。近些年国家对农田占用严格管控发挥了作用，每新增1亩建设用地产出GDP约220万元。按这个数据推算，中国GDP总量达到350万亿，还要占用优质耕地1亿亩以上。中国优质耕地每亩可产出粮食约1吨，这意味着要损失1亿吨粮食产量，占到现有粮食产量的18%左右。
1亿吨粮食能不能用其他土地生产?很难。中国土地品质差异很大，山区土地的粮食产出往往是优质耕地的1/3左右。山区土地灌溉困难，又因为土地分割细碎，机械化耕作不易，且离市场比较远，综合劳动生产率低，农民耕作的成本很高。这是山区土地被撂荒的主要原因。所以，扩大山区土地利用来增产粮食是行不通的。
依靠土地整理来增加优质耕地，是中国近些年努力做的工作，其主要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平整度，增加灌溉设施，便利机械耕作。但中国水源较好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整理的潜力，其他地区即使花巨大代价整理出可灌溉的土地，水源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好的办法是限制平原、河谷地带城市的继续扩张，依靠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办法来提高这些城市的经济规模。可以通过努力将大约1亿亩现有仅城市经济部门用地(大于统计概念的城市建成区)的平均GDP产出能力逐步提高到210万/亩，还有约10万亿的GDP靠农业部门提供，另外100万亿的GDP则应通过山区非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来提供。考虑到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这种估计不算冒进。
经济地理专家把中国土地资源按人口居住适宜程度分为5类，分别是“高度适宜地区”、“比较适宜地区”、“一般适宜地区”、“临界适宜地区”和“不适宜地区”。从长期看，后3类地区的人口要大幅度减少，90%以上的中国人会居住在前两类地区(现在接近20%)。国土的直接经济利用价值主要是前两类土地。
中国高度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约14亿亩，现有农地约10亿亩左右，这些农地或已经是高产优质农地，或有可能被改造为优质耕地。这部分土地目前承载人口约4亿，在保持耕地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1倍达到8亿也不是问题。这10亿亩农地应主要满足国人的粮食、蔬菜、淡水养殖的需要，是中国人食品安全的根本保障，再不敢多占耕地用来搞建设。
中国第二类土地，即“比较适宜地区”，一共有42亿亩土地。这些土地大约2亿亩为城乡建设用地，约8亿亩为耕地，其余多为林地和未利用土地。让中国经济今后30年里活起来的土地正是这一部分。目前农民撂荒的耕地也是这个地区的土地。在这部分土地中，如果盘活现有2亿亩建设用地，生产出来100万亿GDP绰绰有余。这部分土地还可以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发展低密度住宅，满足中国中产阶层对独栋房屋的需要;二是大力发展经济林，增加替代粮食的农产品。土地资源的数量满足这两种需求没有任何问题。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市民都买不起房子，难道农民进城能解决居住问题么?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城市住房和能源也不是问题。
按前面的测算，中国今后城市新增人口需要500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50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2.5万亿，而2009年中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6万亿!这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事实上，在中小城市，一套住房的价格在20万元左右。我在山东省的调查发现，若不考虑地价，农民按照政府的规划在小城镇建造一套独栋房子的费用仅仅13万元，其中还包括了住宅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因目前城市的过高房价，别说农民不能进城，连城里人也要跑到农村去。我相信，政府只要有所作为，房价一定会降下来。
关于城市的水和能源的供应，也要正确认识。按目前的情形，农民使用生活用水和生活能源，其绝对水平比城市低，但是，除非农民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否则，一旦农民的生活水平要像城市看起，其对能源的消耗和水的消耗要高于城市。能源的供应效率、水处理及其水的再利用的效率，城市水平要高于村庄。中国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已经达到45%以上，而农村几乎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农村地区的工业用水也比城市浪费。既然我们要农民也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现代化的成果，那么，还是城市化更加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
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农业主产区和边远地区可以适当慢一些。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让中国城市化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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