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农民脱离了农业，离开了农村，进入工厂，进入城市，形成了庞大的群体，他们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贡献，也为城镇化作出了贡献，但时至今日，虽然在统计数据上大部分已属于城市常住人口的一部分，但身份问题没有解决，家属没有进城，未能享受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所以，农民工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目前，中国农民工已进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正处在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快速转换的后期。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父兄最大的不同是没有受到农业生产的训练，他们生活在农村，但他们没有从事过艰苦的农业生产。他们的文化程度整体上有所提高，读书到高中毕业后便进入城市“打工”，有的初中毕业便踏着父兄的足迹进入城市。比起农村他们更习惯城市的生活，他们不再牵挂老家的土地，农忙时期不再回家收秋种麦，土地由“老爸”、“老妈”耕种或者将土地委托邻居或亲友耕种。这种做法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和专业化。“新生代农民工”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再回到农村，他们是城镇化的坚定支持者。
从举家外出的人数来计算，不包括在本地务工经商的8445万人，尚未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尚有11567万人，假如他们的家属(爱人与孩子或父母)和他们一起到城市共同生活，城市人口将增加两倍，也就是23134万人。在本地务工经商的8000多万人中，其大部分会移居到当地的小城镇，两者相加，总数超过3亿人，他们是城市化的真正后备军。当然，他们之中，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进入城市，更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进入大城市，但他们是最有可能进入城市和城镇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中，已经有一个或两个人在城市就业，已具备到城市(镇)生活的基本条件。他们中有许多人梦寐以求成为城市人，以摆脱“城市边缘人”或“两栖人”的地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
工业化催生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早期的英国、美国，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职业上发生了转换，可是他们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农民工进城打工，在使城市漂亮起来的背后，受歧视、报酬过低、权益得不到保障、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问题却得不到解决，他们不敢拔掉农村的“根”。他们的根仍在农村，那里有承包地、有宅基地、有不错的住房、有妻子儿女，那里还有无论走多远都甩不掉的“农村户口”。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也是未来城市化的最大障碍。
农民工的报酬问题
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人很多，但常常忽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农民工的报酬问题。农民工的报酬过低，只能满足自己的温饱，却很难满足其家属在城里的支出，这是问题的关键。
农民只身到城里打工，家属和子女留在老家，并非他们不想生活在城里，其根本原因是劳动报酬过低。据了解同样辛苦的工作，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普遍要比务工地社会平均工资低很多。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农民工报酬增长极为缓慢。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工人的报酬不仅包括工人个人的消费及提高自身能力的费用，还应包括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费用，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部分费用是在城市的生活支出而非在农村的生活支出。但农民工的报酬中基本上不包括这一部分，他们没有能力将子女带在身边，只能将其留在农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外向型出口产业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低成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付出了农民工建立健全家庭的代价，付出了城市化的机遇。
问题是劳动力成本是否构成产品竞争力的根本因素，劳动力报酬的弹性到底是多大?没有多少人去关注。美国劳动者的报酬是中国劳动者报酬的十倍以上，假如将中国农民工的报酬提高一倍，不会影响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低，所以出口产品的价格也低，得益的是发达国家的居民，他们消费了无比便宜的产品，导致了无比严重的浪费，如一次性袜子、一次性打火机、一次性内衣，甚至一次性西装。中国企业耗费了本来就短缺的能源，占用了本已不多的农田，污染了水源和大气，给农民工很低的报酬，却给发达国家的居民做了巨大的贡献。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将工人的劳动分为两部分，一是必要劳动时间，二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剩余价值留给资本家，而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报酬用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没有将农民工的必要劳动时间支付给农民工，真令人匪夷所思。现在，农民工的报酬已经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而变成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最大障碍。如果农民工的报酬不能很快提高，农民进城工作和生活的欲望将大打折扣，那就不仅是“民工荒”的问题，还会延缓城镇化的进程与现代化的进程。
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改革开放的发源地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10年间没有上涨。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顿炸酱面”。$nextpage$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至今尚未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现在探究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迟至今日仍没有建立，我们发现，是具有话语权的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问题。把农民工进城只是看作权宜之计，并未将其作为城市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他们认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就是土地，就是一亩三分承包地，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又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资料。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回家种田，承包地和宅基地就是农民工的保障。农民工输入地的政府也设想，农民工年轻时来城市打工，年龄大时再回到农村种田或养老。
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很多农民工返乡。假如有失业保障的话，就不用返乡。企业为了躲避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减少用工或解雇一部分职工，都是无奈之举。但当地政府对待被解雇的农民工应像对待本地市民一样，发放失业保险金或救济金，使他们能找到新的工作。发达地区政府的财政资金非常充裕，拿出一部分支助农民工，既能解决农民工的生活困难，又能够扩大内需，繁荣当地经济。如果当地政府放任不管，他们回到原籍，不仅会更加困难，而且会对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严重的话会影响社会稳定。
金融危机来了，农民工可以“挥之即去”，但能不能“召之即来”却很难说。现在金融危机过去了，当企业得到新的订单时，农民工出现了短缺，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从“民工慌”到“民工荒”，是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从理论上说，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工作，贡献税收，城市政府应该考虑他们的居住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他们在发展到中国今天这个阶段，外来工进入城市之后，住房基本上都是通过城市政府提供的，再结合市场化的方式。香港差不多60%的人口居住在廉租房里面，新加坡提供类似于公租房和廉租房的人口比例也与此相当。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上尚未形成明确的责任分担和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方案。并且，从目前农民工住房来源上也可以看出，政府在其中的投入极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将会逐步弱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十二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迁移。
一是举家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比例增加，对居住的需求增加。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形态正在从单一劳动力到城市打工向携妻带子的“家庭化”迁移演变，家庭化移民是目前农民工迁移的总体模式，这就要求在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其家庭因素。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将持续影响住房市场。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度关注。“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受教育程度整体较高，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强，因此，对城镇住房要求较高，将会影响到整体的住房需求结构。
三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将增加，通过市场租赁住房的需求加大。“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过渡时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加强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将发生变化。总体来看，外出农民工仍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但从事制造业的比重下降，餐饮、娱乐、新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正在成为更多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选择。由于服务业农民工大部分是自行租住市场出租房，因此，随着从事第三产业农民工比重的增加，更多的农民工将通过租赁住房解决其住房问题，农民工对市场租赁住房的需求将增加。
农民工的其他权益
作为“两栖人”的农民工为输入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当地政府却不能使他们逐步融入进来，成为城市的一分子，导致城市化不彻底。农民工的权益和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户籍制度又和社会福利、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搞得很复杂，解决起来像一团乱麻，无从下手。户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关键是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问题。小城镇之所以欢迎农民进城，是因为当地居民没有什么福利，其户籍没有什么含金量。华西村和南街村虽然是一个村级建制，但在该村打工的外地农民的户籍也不容易迁入。由此看来，户籍本身并无意义，其关键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所以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应从福利入手。
首先是子女就学问题。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根本解决，还是要提高农民工的报酬，使他们既有吃饭的钱，又有在城里抚养子女和教育子女的钱。农民工输入地的政府应为他们的子女教育打开方便之门。农民工举家进城是应该鼓励的，一是说明其收入能够满足其全家的基本支出;二是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三是负起养育子女的责任。这是真正的城市化，既有利于社会稳定，又能够扩大消费。
其次是医疗问题。农民工一般在家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远离家乡，生了病不可能跑回老家去。在城里治病，费用很高，农民工很难负担得起。可行的办法是加入医疗保险，生病治疗由医疗保障机构负担绝大部分，个人承担一小部分，使农民工在城市也能够看得起病。
第三是户籍制度问题。农民工将农村户口迁出，迁入到现在工作的地方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但农民工的积极性并不高，原因是没有什么实惠。而一旦进城落户，对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感到担忧，生怕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民工在小城市和小城镇打工的仅有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在大中城市打工，而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又不放开，造成农民工问题上的二律背反，即欢迎农民工落户的城镇，农民不愿意进来;农民工愿意落户的大中城市，这些城市的户籍又不放开。假如将农民工应享受的福利待遇与公共服务都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没有差别。户籍就不是很难解决，很可能迎刃而解。
最后是农民工老家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牵涉的问题更多，有很多学者站在农民立场上提出土地私有化，好像一旦土地私有化，农民工就有了进入城市的资本，就能够买得起房，置得起业。实际上农民只有“一亩三分地”，人均耕地多的地区又多是干旱瘠薄，自然条件很差，还顶不了平原地区的“一亩三分地”，顶多能卖几万元钱。如果不允许改变用途，几万元也卖不了。过去，之所以不允许转让土地承包权，就是怕农民工失业后无家可归。所以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采取城乡挂钩的方式，即“承包地换社保”，农民工转成城市户籍时，将承包地交给当地政府，承包地作价计入农民工社会保障账户，退休后逐年领取，并可以继承。也可以转户时，保留其承包地，任其自由转让给其他人耕种。总之，土地不应成为农民工转户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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