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城市化怎么能够直接推动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城市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必然结果而出现。一座座城市的孕育、萌芽、成长和发育，应该和一粒种子发育成一颗树的过程一样。雨水充沛的年份，树就长得快一些，树的年轮就宽阔一些。天气旱一些，树就长得慢一些，年轮就狭窄一些。城市也一样，经济活动活跃的年份，经济增长迅速的年份，城市自然就会成长得快一些，就会出现二环、三环。经济活动比较萧条的年份，经济增长慢的年份，城市成长得就自然会慢一些，甚至会陷入萧条和萎缩。
当然，读者诸君也许会说中国现在的情况很特殊，很有特色，不属于正常情况。那么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通过政府非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对城市化进程进行调控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呢?
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把注意力和思考的方向放到如何积极地创造条件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积极地创造条件推进深层次体制改革，尽快在中国建立起世界主流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调自己的特殊情况。也许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条件下，这么做是必然的，但即使是你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错误的行为方式也不会产生正确的后果。
经济活动向少数区域集中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经济规律，是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码头，一座小小的乡镇，都会自然出现它的繁华之区，它的迷你王府井，也许这个“商业区”只有一家车马店、一家铁匠铺、一家茶馆和一家烧饼铺，但它们几家必定会凑在一起，以节约你的时间成本。
当城市出现就业机会，农民自然就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除非你这个国家有户籍、政府制造的高房价、歧视性的教育、医疗制度之类的东西限制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当第二产业充分发育了，第三产业自然就会发展起来，这些都是不需要政府直接调控的。
所以，政府通过开发房地产这样的途径直接推动城市化，从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也是低效率的。因为经济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支配，较之于控制在私营机构手中，必然得不到最有效率的运用。你看看今日中国的房地产乱象，其始作俑者毫无疑问就是各级政府。
一切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都可以理解为就业政策，都可以理解为城市化政策。如所有那些促进“对内开放”的经济政策。
可是，在我们这个政府的权力像没有驯服的野牛可以为所欲为的环境里，各级政府根本不会满足于城市的自然成长，他们觉得那样做太消极，那样的城市化太慢，那种途径成长起来的城市根本没有政绩可言，那样的城市化浪费了自己不受约束的权力，简直就是对权力这只会下金蛋的鸡视而不见，他们决心运用自己不受约束的权力去直接推动城市化。
远离激素，让城市自然长大
怎么能够消极地等待春风去吹绿大地呢?怎么能够消极地等待春雨和温暖的阳光去唤醒冰封的大地呢?那样太慢了，我们要人工种植。
这样的教训太多了。美国的大学入学率比我们高，我们就单项刺激，直接调控大学招生规模，根本不管不同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产业结构这些因素。结果造成大学生过剩，农民工短缺，大学生薪资民工化，农民工薪资白领化。做混凝土、水泥和沙子是有比例的，有多少水泥就放多少沙子，不是沙子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大学生的规模也是同理，能够与这个国家其他生产要素匹配就好。在没有教育部的国家中，在校大学生的规模是会自动随着市场的需求而变化的。
每个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好妈妈的做法是为他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吃饱穿暖，营养均衡，有劳有逸，动静适宜，身高就是一个不需要妈妈单独操心的事情，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自然结果。蠢妈妈是将注意力过度地集中在孩子的身高这个结果上，为了在和邻居孩子的身高竞赛中获胜，不是去给孩子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因为那样她觉得太慢，而是急功近利，为了结果不择手段，给孩子喂食激素。这样的孩子不仅没有健康，甚至会最终失去生命。
领导们，你们必须知道，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只要温度、湿度合适，大地自然会披上绿装。只要一个地方的商业环境适宜，这个地方的经济自然就会不断成长，城市自然就会长大。而且这种成长既不会不足，也不会过度。
但经济环境这类东西，培育起来又难又慢，复杂繁琐，政绩能见度极差，还需要数届领导人接力才能够取得进展，远比花钱盖大厦复杂得多。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经济环境的改善，必须基于最基础层次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而最基础层次的制度优化岂是地方领导人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呼唤“顶层”赶紧在具有顶层设计的前提下推进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使用人为的办法刺激，就会出现数不清的鬼城，就会出现激素制造的巨无霸城市。这样的城市，根本没有进城农民的容身之处，它们的房价连白领和廉洁的高官都吃不消。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也是不可持续的。况且现在激素的库存也极其有限了。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天量的信贷规模，涸泽而渔式的以地换钱，已经造就了疯狂的资产泡沫和草根阶层难以承受的通货膨胀。现在谁还敢继续使用激素呢?
跳出“大拆大建”的城市化怪圈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一些地方领导们为什么会表现得那么积极进取、乐此不疲、精力充沛呢?原因很多，但其中包含有三大推动力量。一是制造政绩的需要，二是追求非法经济回报的需要，三是充分体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感。
不大拆大建，不要一个城市在短短的几年内大变样，怎么写工作总结，怎么向领导回报工作，怎么拍电视专题片，怎么向领导开口要官啊?
然而，你看香港，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都是隧道相连，为什么不建几座巍峨耸立的大桥呢，地标建筑，晚上再一亮化，打上彩灯，市民多自豪，领导多有政绩。这是因为在那里，资讯开放，言论自由，市民在理解现代社会运行方面智商很高，官员的政绩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于基于自由竞争基础的经济活动的繁荣和高效，在于市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为什么不选择建设大桥而选择修建隧道，原因很简单，因为修建隧道便宜啊。我们的市长们，在做这类选择时，考虑的是政绩的“能见度”，所以，祖国大地上桥特别多。近二十年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的历史感完全消灭了，所有的城市都一个模样，所有的城市都貌似垃圾版的深圳，仿佛都只有二十年的历史，都那样年轻。许多人纠结于70年的土地使用权，70年是太久了，而不是太短了，这些建筑垃圾，绝大部分都好像是厨子在餐馆打烊后醉酒设计的，没有丝毫的文化内涵，建筑质量又那么差。这些建筑的命运，不是自己在30年后轰然倒下，就是被我们忍无可忍的00后、10后在将来愤怒地拆除。
不大拆大建，怎么来钱呢?尽管没有充足的证据，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公开的秘密，这种来源于每个中国人自身真实生活的生存经验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现在贪污受贿数额少了都会受到网站编辑的歧视，根本上不了门户网站的头版。涉案金额少于几千万，根本就没有点击率。情人没有到两位数，就会被惊呼感情专一，简直就是情圣。这么多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务员，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大家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获得一官半职，捞取好处，过上好生活。那么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许多年轻人首选的就是努力争取一个有机会、有能力犯贪污受贿罪的机会，而且要争取在安全的前提下早犯罪。如果许多年轻人梦想通过犯罪的手段或只能通过犯罪的手段来实现人生的理想，过上好的生活，这何尝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呢?
在这种大拆大建的过程中，领导们也能够充分享受生活在这个美妙时代的价值感，到处拆建，到处视察，到处开会，属下奋笔疾书地做着笔记，生怕漏掉每一个字，指挥着警察城管冲锋陷阵，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自己就是百年一遇的政治家，自己就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自己就是拿破仑。世界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有个舆论导向很不正确的段子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那帮孙子的。也许偏激，但可警示。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去看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可以直接调控的目标去对待。地方政府应该从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一个活动边界清晰，职能确定合理，权力能够得到人民有效监督和问责的政府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管理者。现在的情况是越位、缺位、错位并存，该做的没有兴趣做，不该做的做了很多。例如，社会管理得一塌糊涂，搞起经济管制、行政垄断来又干劲十足。
为什么在现代政治体制下，里根、施瓦辛格这样的演员都能够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者，他们都没有读过经济学博士，没有读过法律博士。然而，他们具备了理解现代社会运行规律的基本常识，并且有超常的决心和能力去捍卫这些常识，还有足够的魅力赢得选票。这些人在做决策时，在选择各种政策和规则时，只需判断，在众多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哪一项最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由与平等，哪一项最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哪一项最能够促进经济的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然后在它上面打钩。你看看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主题与用词都是高度一致的。很简单，但很珍贵。
我们的问题是比较重视知识，但总是蔑视常识。这是我们社会许多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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