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以城市为主导进行生产要素空间再配置的历史过程，其他国家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有所反映。这里说城市化，而不说城镇化，是因为在国外没有城市和城镇之分，除农村之外，无论大小都谓之城市。而中国除了城市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城镇，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也属于城镇化之列。为了全面概括中国人口生产和居住模式的转变，我们将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过程统称之城镇化，而不再有城市化和城镇化之分。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模式
城市化是农业社会、农村文明向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有时间维度上的区别，也有空间经度上的国别差异。不同的国情、发展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使各国城市化道路有了很大区别，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城市化模式，但城市化水平总是不断提高，成为各国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不同的国情条件使得城市化模式多种多样，但从中可以总结出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
英国：城市与农村变革同步推进
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近1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从20%提高到51%，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度城市化国家。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出现推进了农业技术革命，促进了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英国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向城市转移，城市化进程由此加快。圈地运动则引发了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大农场的建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农畜产品的生产效率，并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满足了毛纺织工业对于原料和劳动力的双重需求。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面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贫民窟密布、公共卫生设施匮乏、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等“城市病”的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些问题，设置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等机构，负责解决上述问题。1868年、1875年先后两次颁布了《工人住宅法》，解决贫民窟问题。拆毁贫民窟后，由政府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设施。此外，通过制定并颁布《10小时工作日法》、《雇主责任法》，改善了工人阶级状况。到19世纪初英国基本解决了“城市病”问题。
美国：低密度蔓延式扩展
美国的城市化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到1920年时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1. 2%。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许多城市人口移居到郊区，城市空间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最初的紧凑和密集型向多个中心分散型转变。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平均人口密度由1950年的6536人/平方英里，减少到1990年的3783人/平方英里;纽约大都市区自1960~1985年间人口仅增加8%。低密度的蔓延式扩展降低了人口密度，促进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大量森林、农田、绿地被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耗费通勤时间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能源消耗;居住区过于分散，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等设施难以配套，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老城区破旧，设施得不到更新，商业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优势得不到很好发挥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城市规划者、学者和居民都开始意识到低密度城市空间布局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空间紧凑，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步行;加强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通过鼓励、限制和保护措施，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拉美：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市化
拉美国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战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而且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集中布局于几个大城市，国家的城市建设投入也集中于这些大城市。在农村，一方面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土地和资本的集中度;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低投入造成了农业部门的衰退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恶化，大量人口难以在农村维持生活。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且主要是几个大城市，造成拉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城市的人口每10年就翻一番。而城市的产业，缺乏吸纳这些人口的能力，造成了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但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重却不及20%~30%，大约有1/4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城镇人口贫困比例甚至超过农村人口的比例，被学者谓之“过度城市化”。
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第三产业来拉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二战前夕，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五个处于半工业经济类型的国家，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大致相等，都在10%~15%左右。到1960年，工业化比例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2万人以上城镇人口的比例却增至30%~50%。200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已上升到78%，其增长速度居世界之最。但其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造成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数据表明，墨西哥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奥地利、荷兰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但1993年墨西哥的城市化水平已达74%，明显高于奥地利的55%、荷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而且这些国家的首都“首位度”都很高。
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19世纪后期,即在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高潮时期，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并非是工业化拉动的。正如詹姆斯•R•斯科比所分析的，“欧洲市场和企业对拉美能够生产的各类食品和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再加之拉美的城市居民对国外制造品所形成的购买力，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之达到了在殖民地时代难以想象的水平。同时新技术也促使商业活动进一步加强。”这一切因素都刺激了拉美城市的扩展。但是，这种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商业的增长方面，而很少涉及城市工业能力的增强。因此，这就难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其次，由于拉美各国的国家重建之路异常曲折艰难，国家制度建设尚不完善，导致了在面对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政府宏观政策无法应对这一挑战。第三，传统文化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印第安时代和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遗产深深植根于拉美社会，一些人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第四，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些国家在依靠外国资本发展工业的同时，忽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建设，加剧了城乡差距，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拉美农村土地改革不尽如人意，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使得农村无法吸纳过多的劳动力。农村人口迁移之后，由于不能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拉美城市化水平虽然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1/10甚至更低，城市发展质量差。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各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过度城市化问题，包括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重新调整区域空间布局，发展中小城市等。nextpage$
前苏联：政府主导的城市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城市化随之全面展开。1928年，苏联开始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建成投产，既推动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又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到1940年苏联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2.5%，13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城镇化进程也取得显著进展，1950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8.9%，196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2.0%，进入70年代，城镇化水平在超过60%以后速度逐渐放缓。
从苏联的城市化过程可以看出，由于人口总量少，即使其工业化以重工业起步，且重工业始终占有较大比例，其城市化依然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也始终影响着前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苏联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城乡交错发展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迅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形成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错地带。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城市之间的交通线形成了新的工业走廊。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的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是与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下，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大城市周边地区蔓延，出现了大量“似城非城，似乡非乡”的“灰色区域”。
世界城市化的经验与启示
世界城市化起步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结束了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代之以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速度来看，呈现出慢-快-慢的特点，城市化初期发展缓慢，中期发展速度加快，后期发展速度又放慢，即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轨迹。
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
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区分，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既有同步城市化，也有过度城市化，还有滞后城市化。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如美国和英国等，都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拉美国家由于投资政策的“城市偏好”，造成了严重的乡村凋敝，显著的城乡差距促使大量农民加快向城镇转移，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和大量城市贫民的出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面临比较尖锐的人地矛盾情况下，由于对农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农村地区的严重衰退。中国属于滞后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未能同步推进城市化，在农村窝积了大量人口和富余劳动力。
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进程的城市化是畸形的，同样，滞后的城市化也是违背发展规律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中国的城镇化不仅应与工业化相同步，而且应同市场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同步推进;不仅要实现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实现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集约利用土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按照土地利用方式区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可以分为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和集约型城市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过了由集中到分散，并到集约的过程。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逐步加大，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选择了集约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面对城市蔓延带来的种种问题，美国学者开始倡导“紧凑型”城市和城市理性增长的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为主的开发模式，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90年代初，欧共体也提出在欧洲发展密集型城市，集约型城市化的理念开始流行。近年来西方国家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当今各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化进程引起的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了人均能源消耗的大幅度上升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并由此引发了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城市各类废弃物排放显著增加不断加大对于环境的压力，并成为全球性难题。与此相对应，如何在尽可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占用成为城市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土地等各种资源条件较好的国家也在反思其占地多、能耗高的城镇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幅员广阔，但是约60%的国土面积属于生态脆弱地区，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建设。而且中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农田人均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必须吸取美国式分散型城市化的教训，根据各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走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美国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没有及时对城镇化加以有效的引导。过度的郊区化、城市不断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以及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对于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引导不够的结果。前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城市化水平虽高，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却不高，农村经济也严重衰退。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决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带来的就业、居住等问题，就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法律规范、规划约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美国实行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得不面对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量大以及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强调对市场竞争和社会保障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通过健全法制、制定公共政策、改善城市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手段，引导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互动发展。因此，中国应当更多地借鉴西欧国家的政府调控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的成功经验，既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注重政府的引导作用，尤其要重视规划的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体制创新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为社会结构的重大转换过程，城市化同时受到来自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经济社会多因素的影响。从西欧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本身就是各种相关制度创新的过程。从1795年到1865年，英国废除了以限制农民迁移为目的的《定居法》，并不断放宽农民迁移的限制，扩大农民的迁移范围和贫民的居住地范围，从而为保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提供法律保障。为解决农村移民的住房问题，英国政府颁布了《工人住宅法》，解决了贫民窟的问题。与此相反，因体制创新不足而拖延了城镇化进程的例子也不少见，法国的小农经济就被认为是延缓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延缓了法国城镇化进程的制度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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