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梁思成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北京城不会得感冒，但总有一天它的交通会得心脏病。”五十多年后，这话不幸一语成谶——如果一定要略为修正的话，心肌梗塞也许更为准确。
心肌梗塞的特点是，你知道它一直在堵着，但致命的发作前毫无征兆。两年前的那一个周末，让杨旭现在一下雨就心有余悸。那是9月里再平常不过的一天，下了点儿秋雨，但不大，也就是润湿一下地面。杨旭下午六点走出位于东三环的单位大门时，没有想到会在车上又困又饿地度过自己31岁生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雨刮器来回摆动，几个交警徒劳无功地来回跑动，车却始终一动不动。不少司机被堵得心烦意乱，集体鸣笛，行人不禁捂住耳朵前行，引来附近楼上几个居民探头观望，脸上的表情不知道是愤怒、庆幸亦或是幸灾乐祸。”晚上8点，杨旭在巨大的四环停车场上和同样堵在路上的妻子互致问候。回家，那又是两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2010年9月17日，注定是一个刻入众人记忆深处的日子。有人说，短短3公里，您可以打开《三国演义》，从“桃园三结义”看到“关羽走麦城”。恍惚之间，以为长虹桥变成了长坂坡，堵满了曹魏80万大军。还有人说，堵至无聊时，蓦然回首，还能看见一个小时前路过的那个红绿灯。
地铁上，则已成了人组成的汪洋大海。一名网友的一次性公交卡掉在地上后，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就顺着人流往前走。“真不敢捡，只怕一弯腰，就被人流踩踏了。大不了出站补票吧。”
这一天晚上，据说由于周末、小雨、晚高峰、两节前夕、剐蹭事故增多、尾号限行4和9限行车辆相对较少等六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全城拥堵，拥堵路段高达创纪录的143条，刷新了采用尾号限行措施以来最高纪录。
时隔两年之后，那一天依然被很多人提起，成为了无数大城市居民“苦逼”生活的一个缩影。
逃得开“北上广”，逃不开“城市病”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一线城市的“症状”，已经开始向一些二三线城市蔓延，有的地方还表现出加剧的趋势。
如果说2010年9月17日的北京是一个特例的话，可以看到的常态是，交通拥堵目前是这个古都的一大“心病”。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2020年北京的机动车保有辆控制在500万辆，但2012年4月底已经达到了506万辆。根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北京市民平均通勤时间为1.32小时。而根据市场调查机构零点公司《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北京居民拥堵经济成本达每月335.6元，以1700万人口计算，每月造成经济损失高达57亿。
上海的交通似乎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的说法是，坐地铁时“带着饼干上去，拿着面粉下来”。让城里的人们纠结的，还不止交通。住在深圳市罗湖区的王晓安，起初每天看到附近深圳市人民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焦急的人群还不太理解，直到今年3月份她去看牙。“前后跑了两趟才挂上号。前不久去治感冒，挂上号了还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轮到就诊。”而据周围人的经验，到深圳市内各大医院看病排队时间，少则半小时，多则数小时，而医生真正问诊时间多数不到10分钟。有时候甚至只来得及让千辛万苦挂来的专家开了一张检查单，跑前跑后一上午已经过去了。
糟糕的空气让北京的杨旭忧虑不已。虽然官方的蓝天指数不断提升，但那种一眼望到西山的情景却越来越难得。春天沙尘暴卷土重来，秋天的晨雾又浓得散不开。那些废气和污染物把空气弄得像个大锅盖，扣在头顶上。赶上一场大风才好一点，好天气已经基本靠“吹”了。
《东方早报》对上海和香港的商品价格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上海的日用品价格高过以高消费著称的香港，生鲜等农产品价格也阶段性高过香港。譬如上海家乐福超市内，某品牌1升装的洗发露售价为75元，香港百佳超市为59.9港元，折合51.4元人民币。
伴随人口规模高速膨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出行难”、“就业难”、“入托难”、“入学难”、“住房难”、“垃圾处理难”等问题不断加剧。在人们的心里，“北上广”这样的字眼既是一线城市更加优越、便捷、公平、广阔的工作、生活环境的缩写，也是高房价、高物价、交通拥堵、压力、冷漠的代名词。许多人沦为“房奴”，过度透支人生，“幸福指数”大大降低。
“首都变‘首堵’，房子又贵得出奇，这北京真是没法住了。”杨旭感慨。越来越多和他感受一样的人发觉，大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
不过，这些问题似乎无法一逃了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一线城市的“症状”，已经开始向一些二三线城市蔓延，有的地方还表现出加剧的趋势。
“二线城市堵车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GDP增长速度。”在南京市一家IT企业工作的徐玉风说：“南京上班时间早晨六点半就开始堵，一些路段200米的路开车要走20分钟。”$nextpage$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经背负着一线城市高房价的中国人还发现，一些二三线城市逐渐出现了“一线房价”。“看病难”也同样存在，一名乌鲁木齐市民早晨5点匆匆赶往新疆中医院排队挂专家号，发现已经有十几个人在排队了，而当地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
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幸福感降低，学者称之为“城市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治理“城市病”的问题。
有学者分析认为，这足见“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我”病了，为何“他”不病
城市之大和城市之病似乎没有必然关系，简单地用人口急剧增加来解释“城市病”并不那么行得通。
“城市病”是城市的病，病得不轻的都是大城市。不过，城市之“大”，和城市之“病”，似乎没有必然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曾经盘点了世界五大交通最拥堵城市，分别为：中国北京、俄罗斯莫斯科、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巴西圣保罗以及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如你所见，比它们城市更大、人口更多的东京、纽约并不在其列。
纽约市拥有近千万人口，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0456人，但纽约却是美国最节能环保的城市之一。在全美各大城市中，纽约居民走路上班或者利用公共交通上班的比例都是最高的。由于纽约市方便快捷的公交系统，在曼哈顿中央商务区工作的人中80%选择公共交通作为自己的主要出行手段。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致力发展轨道交通，仅东京都城铁和地铁线路就有约50条，总里程近600公里，整个东京地上地下已经形成蜘蛛网般密密麻麻的轨道交通网，而且以分秒为单位严格按时刻表运行。便捷的轨道交通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首选方式。
新加波的土地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的大小，人口数量却高达500万。然而，在《2010年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名》中，新加坡成为了亚洲得分最高的城市。
这样看起来，简单地用人口急剧增加来解释“城市病”并不那么行得通。
是“城”病了，还是“人”病了
城市管理部门没有更多地去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而总是在想办法限制市民，限制各种服务对象，这种简单粗暴的传统管制思路不仅不能治病，还是很多城市不断“生病”的根源所在。
“城市病的关键是观念的问题，最大的城市病是思想上有病，思想上有病比什么病都严重。”南京市规划局副局长、总建筑师刘青昊这样归结。
在学者看来，中国的城市，从规划的制定、到规划的执行及至出现问题后的应对，都出现了问题。“城市病”几乎无一不与“权力病”有关。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唐子来认为，建设美好城市是没有异议的，关键是谁的美好城市：“因为城市社会是多元的，各个社会群体对于美好城市的看法是不同的。”
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学者认为，在城市建设的起点上，指导思想就存在偏差。受以GDP为主的干部任用、考核机制影响，有些城市急功近利。重地上建设，轻地下建设，为了“政绩”，对民生工程的建设不够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增速远低于地方财政总支出增速。150多年前，雨果曾经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句话至今仍对我们有现实的意义。
由此的问题是，中国城市的定位是不清楚的。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发现，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开始做起了“大规划”，600多个大中小城市，却有180多个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至少40多个提出建设中央商务区(CBD )，至少10多个瞄准建设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
苏州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相秉军观察到，“城市病”在由精英规划出来的城市中比自由发展而来的传统城市更为严重。这就是从一开始规划就出了问题。
而即便是一个好的规划，又得不到好的落实。“规划规划，不及领导一句话”。中国从不缺少规划。但规划总是被反复修改。建设部城乡规划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佳福发现，在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下，地方政府集会每一任领导的换届都会修改发展计划，为地方争利益，争权利。很多规划因为部分利益，条块分割，得不到统一实施。小到一个城市的区县之间，大到城市与省市之间都将存在这样的问题。
而一旦出现了问题，政府又应对失措。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宋劲松举例，拿对交通拥堵这一城市通病的治理来说，很多城市想简单地通过限购、限行等手段来解决，一时看来是让路上的车少了点，但长期而言只会刺激市民去买更多的车，反而会使城市交通压力变得更大。“城市管理部门治理交通拥堵时，在要求人们放弃小汽车之前，要首先考虑的是公交出行问题解决了没有?城市交通的智能化管理做到了没有?现有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发挥出来了没有?治理城市病，不能光从约束使用者开展所谓‘需求管理’上找出路，而更应该从要求管理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即加强‘供给管理’方面下功夫。城市管理部门没有更多地去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而总是在想办法限制市民，限制各种服务对象，这种简单粗暴的传统管制思路不仅不能治病，还是很多城市不断‘生病’的根源所在。”
有学者认为，想从根本上治理“城市病”，就必须大力推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差别的步伐。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因为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务、最好的医疗服务、最好的教育服务、最好的就业服务等等，现实的巨大落差造就了大城市优越的地位，同时也埋下了“大城市病”的隐患。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们以前资源配置过于向大城市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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