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地铁安检再度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有媒体质疑已实施4年之久的北京地铁安检制度成为摆设，一位媒体记者带着管制刀具连续进出地铁站，却没有被地铁安检人员发现。
同时被质疑的，还有地铁安检制度对公众隐私权的侵犯。在网络上，不断有网友“吐槽”被安检员窥探隐私的事情：有人按要求过了机器安检，然后发现机器后面的安检员在嘲笑自己包里的某样东西;有人选择人工安检，却被安检员胡乱翻包。
上海市民张小姐非常积极配合地铁安检，但有好几次却听到了安检人员在议论自己包里的东西，因此感到“心里很不爽”。“一次在五角场，我自觉放包安检，一名安检人员一边看屏幕一边用很失望的口气对旁边人说：才一个苹果一个鸡蛋而已!”张小姐质疑，安检人员的这种行为和窥探别人隐私有什么区别?
北京的小乔也是个典型的地铁一族，但凡出门必坐地铁，考虑到安检浪费时间和侵犯隐私，他几乎每次都不愿意配合。“能闯则闯，能绕则绕，每年除了‘两会’和党代会期间，其他时候都不会很严。”
即便偶尔能逃过地铁安检，小乔还是逃不过无处不在的公共服务对隐私的侵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无处不用的身份证登记信息，已经令现代的都市人的隐私失去了其应有的含义。
除了公共服务领域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商业也不断在攫取广大公众的个人信息——从最早北京六里桥地区公开叫卖个人信息，到现在各种个人信息倒卖网站猖獗。看看身边，绝大多数人都能隔三差五收到手机短信，卖车的、卖房的、培训机构的、保险公司的、贩卖假证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公共服务和商业领域显然已有对个人隐私的争夺之势。而回到个人，对隐私的保护的意识逐渐觉醒，公众对个人隐私保护立法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摄像头：公共管理的最大法宝?
北京朝阳区居民李女士的女儿刚上幼儿园，每天上班，李女士都能通过幼儿园的网站看到女儿在幼儿园的实时情况。“其实就是个摄像头，再联上网，这样就能知道孩子在幼儿园会不会受委屈。有了这个，就安心多了。”
李女士也有不喜欢摄像头的时候，每次回家进电梯，她都下意识地站在摄像头正下方，“那儿是盲区，不然让它照着，真别扭。”
和李女士一样，面对日益增多的摄像头，人们既爱又恨。
如今，无论是道路、商场、银行、学校还是街头，摄像头已经随处可见，其应用的范围、发挥的作用，也在日益扩大。
在北京朝阳区安苑里小区，一名物业管理员说，由于每个单元楼道和电梯都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小区内基本没有发生失窃。管理员说，以前人来人往都靠人眼观察，现在在屏幕里面一目了然。
除了安全领域的广泛应用，随着社会纠纷的增多，摄像头俨然成了不可或缺的“目击证人”。无所不在的监控提高了公共安全度，却也增加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感。摄像头泛滥，也引发了隐私被侵犯的风险。
比如2008年上海地铁录像泄露事件。地铁站台上，一对依依惜别的青年男女，缠绵亲热。这一热恋场景，被拍成2分48秒的视频，镜头还进行了中景、远景的切换，甚至还有两人表情的“特写”。 据上传者称，视频来源于地铁站监控录像的画面，拍摄者则是地铁公司的员工。这段视频在当时成了各大视频网站的热点，点击量不断攀升，随之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拍事主要状告地铁公司侵犯隐私。
摄像头下，我们还有隐私吗?在一次次监控信息被泄露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发问。很多人感到，有了摄像头，安全的确更有保障，但“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也给人造成一些压力，会感到不自在、随时“被盯着”。
李女士说：“今天谈论别人的视频被上网，明天我们也可能成为受害者，所以见了摄像头，我总想躲开。”
根据一项公共场所摄像头的隐私权问题的网络调查，49.14%的网民担心公共摄像头暴露隐私问题，56.86%的网民在摄像头下担心会走光或泄露私密信息等个人隐私。
不管你怎么担心，摄像头都已经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最大法宝，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推广摄像头。据统计，全国摄像头数量最多的是广东省，总数已经超过100万。$nextpage$
谁泄露了我的信息
北京某大学的大四学生小张抱怨，曾接到某科技公司业务员打来的5次“回访”电话，不堪其扰。小张回忆说，今年4月份在一场大型招聘会上，一名自称是某科技公司的业务员拿着一叠登记表主动与他交流，并拿出一张登记表请他填写。谁知几天后，该业务员便开始频频给他打电话，电话中并不提及录用等事宜，只是不停地向他推销该公司的电子产品。
还有更过分的。今年4月，吴先生的车险临近到期，各种各样的车险推销电话和短信不断进来，有一天竟然最多接了十几个电话，同时还收到十几条短信。“有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真是神通广大，都能详细地说出我的车型、车牌号码等相关信息。我车子买来两年，今年是第二次投保，这些保险公司是怎么知道我的信息的?”吴先生不解。
实际上，每年定期接受保险公司车险电话和短信的狂轰乱炸，已经几乎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车主“固定曲目”。
除了这类“固定曲目”，也有一些阶段性的“临时起意”。比如在银行刚开了一张卡登记了手机号码，接下来的一周或者几周时间里，各种理财产品、基金、保险、买房买车的电话会集中打进来。
小孩儿刚半岁的欧女士，也经历过这样的集中骚扰。去年11月，欧女士在北京某医院生完小孩儿，从出院的第二天起，每天就有好几个推销电话打到欧女士和她丈夫的手机上。从奶粉、衣服，到玩具、亲子班，各种推销，应有尽有。“最多的还是剃胎毛和给小孩儿拍照片的，有几个公司每天一个电话，怎么说都不管用，往往是一个电话接一个短信。”欧女士说，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一个月，“到三个月以后，剃胎毛的没了，拍照片的还有。”
欧女士很清楚是谁把自己和丈夫的联系方式泄露给了商家，“除了那家医院，还能有谁?”更要命的是，医院很有可能把更多的信息泄露给了商家，比如小孩儿的生日、健康状况等。
吴先生也知道是谁把自己的信息泄露给了保险公司。“肯定是卖我车的那家4S店，否则不可能清楚地知道我的车型、车牌号码等信息。”
吴先生表示，即便知道是谁泄露了信息，又能怎么样?
事实上，个人信息倒卖早已成为一种产业。一些专门的信息买卖网站早已出现。
今年4月20日，公安部部署全国20个省市区公安机关展开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统一收网行动。4天内，北京、河北等省市区公安机关全线出击，摧毁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平台和“资源大户”161个。
警方介绍，泄露个人信息的源头大都是相关单位或部门的“内鬼”。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涉案信息内容包括金融、电信、教育、医疗、国土、工商、公安、民航等多个部门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
据警方介绍，部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服务机构中有机会接触公民个人信息的工作人员是泄露信息的“源头”，隐藏较深。而直接从“源头”获取信息的“中间商”，在向各地批发、零售信息的同时，相互不断买入新的信息，掌握着海量数据，构成兜售个人信息的数据平台。
而“中间商”构建的强大的数据平台，最终流向了各种商业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银行、汽车4S店、房地产开发商，甚至一些非法调查公司、讨债公司等。
保卫隐私无章可循
面对公共服务和商业领域对个人隐私的争相侵犯，公众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的意识也逐步觉醒。
然而，意识虽然觉醒，但是公众保护自己隐私能够采取的方法却没有多少。
不愿意配合地铁安检的小乔，也只能偶尔躲避的方法，“碰上风声紧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即使每次都能逃过安检，但也都要和安检员一番争吵，很影响心情。”
更多的人甚至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3.0%的受访者在遇到个人信息遭泄露后，只能选择默默忍受;15.6%的人会查询谁是泄露者;10.4%的人会去举报;6.0%的人表示无所谓。
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是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方法，但事实上这一办法很难行得通。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曾指出，当前法律实践中一般将泄露个人信息视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侵犯个人隐私权应承担的责任多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明难度非常大。这样一来，由于受害者诉讼成本过高，也缺少法律援助，所以就算赢了官司，也很难得到适当赔偿。这等于是从另一个角度鼓励了泄露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
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中对个人信息泄露有所涉及的，是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该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但因为只有《刑法》有相关规定，更多的一般性法律、部门规章等末端法律制度的设计却没有涉及，因此，总的来说，法律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制度还不完善。
另一部具体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正在立法当中。
据悉，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委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课题组，承担《个人数据保护法》的研究课题，并草拟了一份专家建议稿。2005年，将近8万字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完成。但是直到现在，该法仍未出台。
上述调查发现，在公众保护个人隐私无门的今天，94.5%的人希望《个人信息保护法》尽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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