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则不怎么严肃却意味深长的幽默。话说，两千多岁的孔子收到美国“世界汉学国际研讨会”的请柬，美方邀请他在开幕典礼后作专题演讲。孔子逸兴遄飞，于是准备先去印一盒名片。文具店老板见圣人来了，异常恭敬，问清楚名片要中英文对照之后就对孔子说，“英文的一面，不知该怎么称呼?”“不是有现成的Confucius吗?”孔子反问。老板笑盈盈地回应说：“那是外国人对您的称呼，把‘孔夫子’拉丁化的说法，你不好意思自称‘孔夫子’吧?”“那倒是的。”孔子想到自己平常鼓吹谦虚之道，不禁沉吟起来。
于是孔子问：“那该怎么印呢?”老板思索一会，突然大叫：“有了!您不是字仲尼吗?而且还会周游列国，那就印Johnny Walker好了!”
在“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的背景下，这则幽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政府意欲扩展文化软实力的雄心壮志——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在短短几年间就在全球各地“安家立户”便是明证。“孔子”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名誉院长”。根据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的相关资料，孔子学院是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
从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开始，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分布在104个国家(地区)。这些孔子学院和课堂主要分布在欧美和亚洲地区。无疑，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孔子学院的举措引起了海外观察家的普遍关注。美国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赫尔•戴尔(Helle C.Dale)认为：“冷战胜利之后，美国忘乎所以，在公共外交中，美国睡意正酣。如今，美国正在努力回到公共外交的角逐中。相较之下，大洋彼岸的中国早已发动‘文化闪电战’。”
瑞典国际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郭晓临指出，通过对孔子的重新包装，“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形象管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并服务于中国的公共外交。在著名的中国通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看来，“虽然孔子学院的影响难以评估，但借助于语言与文化，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竭力推动其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茨(Howard W French)认为，“中国政府深思熟虑选择‘孔子’这个标签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这个国家的软实力雄心。”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语言成为中国又一个热门出口产品”。简言之，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最亮品牌”。
然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孔子学院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培育良好国家形象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纵观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听到许多批判、质疑甚至非难的声音。诸如有人批评“孔子学院主要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而已”;有人警告中国准备利用软实力“征服”西方;有人指责中国利用孔子学院推行“文化入侵”或“宗教入侵”，有人更是将孔子学院看成“洗脑机构”或“海外间谍机构”。
这些刺耳的评论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欧美媒体或机构报告之中。汉办主任许琳曾透露：“孔子学院在欧美等地曾多次被‘围剿’。”尽管如此，这些批评责难的舆论并没有影响孔子学院的正常教学和活动，这是因为当地行政机构并没有介入其中。然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却成为始作俑者，其意欲介入孔子学院的承办和运作的企图非常明显。
事情源于美国国务院出人意料地向美国的孔子学院发难。在原先发布的公告中，美国国务院要求孔子学院申请美国认证，同时要求部分持J-1签证的中国教师应于6月30日前离开美国。公告出现一段时间之后，中国媒体争先恐后地进行报道和评论。不管是美方“别有用心”，还是中国媒体对公告内容作出“过分解读”，这份公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美国国务院修改指令，澄清孔子学院部分签证不当教师不会被强制离境，签证不当问题将逐步解决。公告同时也澄清了孔子学院在高校开展的活动是合规的，不需要进行认证。
至此，孔子学院风波暂告一段落，但笔者认为这将对孔子学院的后续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日后它不会非难孔子学院。更甚者，美国国务院的这次突发行动可能会在日后诱使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举动，而这是我们不得不密切关注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欧美某些人士对孔子学院的质疑和非难某种程度上源于他们的自恋情结。著名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曾撰文指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全盘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从西方寻求灵感。这似乎让很多西方人洋洋自得。然而，今日中国人在思索社会与政治改革时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荣，而西方人对此却不屑一顾。”然而，除了这种文化中心主义之外，笔者认为这些非难至少在另一层面上也说明了孔子学院的设立及其运作并非无懈可击。
一方面，他们认为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过于浓厚，而不同的政治生态又使得他们对中国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存有疑虑。这种疑虑在某种舆论环境下显然会诱发当地政府的介入。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避免类似风波重演，中国政府应该尽量淡化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诚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国家形象是大事，软实力也是大事，因此孔子学院自然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这种看法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明白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并非完全能够受政府控制和主导。
不可否认，政府能够垄断诸多硬实力资源，或者在紧急时期将许多资源转为集体控制，但是软实力并不像硬实力一样由政府占为己有。正如软实力研究的开创者约瑟夫•奈所言，“软实力部分是社会和经济的副产品，而不仅仅是政府的官方行为所致”。在这个意义上，“软实力难以控制，因为当中的很多资源都在政府的控制之外”。
在建设孔子学院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然而，政府对孔子学院的资金赞助和引导机制容易使得外界将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替身”。更重要的是，通过运用政治与经济实力，这种直接介入的快捷方式可能最终导致它强化与中国的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的联系。在这个背景下，有关孔子学院的问题往往不是“文化”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是欧美某些人士质疑乃至批判孔子学院的根本逻辑。
鉴于此，在推动孔子学院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政府的支持与支援，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让社会组织或个体发挥应有的作用。诸如，在欧美推广孔子学院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让当地的华侨华人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样，在经费来源上，中国政府是否可以考虑引入社会基金或个人资本，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外人的非议，而且能够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一言以蔽之，在淡化官方色彩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和合作或许能够推动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这种质疑与我们对孔子学院的定位密切相关。根据汉办相关资料，孔子学院是“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似乎更加注重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用“孔子”这个符号来命名这个独特的学院。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诠释儒家文化?一旦我们无法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那么孔子学院的对外文化传播自然会面临许多困惑。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失吉光片羽，但很多文化精髓却没有得到传承。美国中国学研究泰斗费正清曾指出，某些事实表明，“传统儒家体系的崩溃瓦解使其精髓委地消亡，最终留下糟粕四处蔓延”。葛剑雄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更大的危机。中国自身的传统人文精神虽然源远流长，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而几十年来的扫荡批判却不是在消除这些缺点，而是针对着它的积极方面。尤其是经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优良的传统已经不绝如线了。”甚至在袁剑看来，“所谓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不过是可以聊以表达我们民族特性的一个空洞符号。或者，它只是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书呆子们对当代中国的一种情绪投射。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几乎毫无关系。”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庭园早已着火，“陀山鹦鹉”虽能入水濡羽，飞而洒之，但终究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如何构成中国的软实力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这并非抽象的理论问题，因为一旦与孔子学院的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时至今日，孔子学院更多的是一个语言培训机构，因其对中华(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乏善可陈。外国人在孔子学院似乎也只能认识几千汉字，包包饺子，打打太极，演演京剧，然而他们未必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一些资深的中国迷甚至认为“孔子学院与孔子无关”。他们对孔子学院的“文化娱乐”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无法在此了解和探索到更多的中国文化精髓。这种无奈一方面除了师资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孔子学院的定位出现了偏差。一旦我们不能理清中国文化的脉络，那么我们自然无法有效地对外输出或传播中国文化。
与我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单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考虑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中。这两种不同立场显然会影响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根据笔者观察，中国知识精英更多倾向于复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他们更多关注如何对外推广中国文化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文化主权。然而，这种相对封闭的观念在全球化的今日显然并不十分有效。这种尴尬也体现在孔子学院的具体实践之中。一者，我们希望通过孔子学院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始终要面对异国的不同文化背景。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往往引起外界对孔子学院的猜疑。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到在输出中国文化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能够通过孔子学院有效地借鉴他者的文化精髓。显然，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培育与发展至关重要。国际知名学者王庚武在《中国的第四次崛起》一文中指出，“对于大多数想保持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中国人而言，过去一百年的经历可谓艰辛。这个转变的过程既漫长又痛苦。传统价值观念的守护者与新价值观念和美好前景的拥护者之间的较量将无休无止。”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最紧迫的经验教训来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而非传统价值观念。只有中国最终通过创造性地运用他们彻底接受的现代文化，以此来复兴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某些部分，否则中国崛起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将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不能令人信服。”换言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崛起取决于中国文化是否能够与现代文化有效融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既能够通过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借此吸收现代文化，这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曾首次向英文世界论述“文化中国”的概念。在该文中，杜维明论述“文化中国”的三个“象征世界”(symbolic universes)。其中，第一象征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第二象征世界是海外华人。第三象征世界则包括诸如研究中国文化的非华人学者、教师、商人、贸易家、企业家以及作家等。
杜维明指出，中华文化在中心地区日渐衰微，随后边缘地区又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复兴，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如今中心地区(中国)牢牢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边缘地区却给它带来强大而又持久的经济和文化挑战，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在现实上，“那些生活在边缘地区的人们似乎无法在根本上影响中国的变革，而这个中心也不再具有能力、眼光、以及合法权威来塑造文化中国的议题。相反，边缘地区的变革所体现出的潜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似乎不可避免地在不久的将来塑造文化中国的话语”。易言之，“边缘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群之间富有成效的互动无疑将激活文化中国的动力”。
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领导层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重视，中心地区似乎正在有意强化其对“文化中国”话语权的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学院成为关键一环。然而孔子学院的遭遇告诉我们，中国意欲通过孔子学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以及塑造“文化中国”的话语权依旧面临着诸多阻力。归根结底，一旦我们无法理清并解答上述关键问题，那孔子学院的指数级增长未必意味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将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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