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新华社消息称，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给予刘志军开除的行政处分由监察部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后，另行作出;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茫茫九衢中，百祸起一贪。从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成长为中国铁道部部长，再从铁道部长成为一个即将面临法律严惩的人，刘志军的腐败之路经媒体披露后已呈现在公众面前。
“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温家宝总理曾经在“两会”上痛斥日趋严重的腐败。
观察中国的反腐败进程不难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官员的腐败形式也与改革“与时俱进”，层出不穷的腐败花样，已经不再能够激起大家的惊讶。根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腐败的增长速度似乎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学者指出，要警惕腐败和改革赛跑。
80年代：“官倒爷”们的春天
《新世纪周刊》社编著的《20年中国记忆：也是历史》一书中，曾披露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腐败案件。
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曾与外商勾结，为外商非法谋私而大开绿灯，从中收受贿赂。到了1984年夏天，余铁民又与另一个港商“接上了头”，唯港商之命是从，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继续大量收受贿赂。几年“积攒”下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从中收取价值3万多元的贿赂。
同样的职务，“经营”的手段如出一辙。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辉从1984年到1986年，利用手中权力，先后为一些企业和个体户甚至诈骗分子联系购买汽车、钢材、水泥等紧俏物资，“奖金”和“酬谢金”自然少不了。
40年代入党的两名大庆石化总厂原副厂长关文彬和李克祥，“靠山吃山”，在帮助他人购买紧俏石化产品时，“顺手牵羊”地分别收受贿赂达27000多元和12000多元，双双入狱。
1986年至1988年，身为执法部门的洛阳市公安局挪用治安处罚所收钱财，违纪购车，并生财有道地转手卖掉3辆，获利19.5万元。在检查组检查期间，身为洛阳市委委员、市公安局长的宋文学竟精明地开会统一口径，指使他人编造假材料，妄图一洗清白，其结果也落得个削职为民。宋文学的“同宗兄弟”、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太义也在汽车上“栽了跟头”。在无购车资金、无国家计划、无控购手续和准运证的情况下，这位执法官同另外3位副院长一合计，动用起标的款和基建款191万元，赴深圳购买走私小车。
……
梳理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腐败案件，“官倒”的影子无处不在。80年代初，由于政府财政拮据，默许了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以及一些政府部门自谋出路。手中有权的政府部门发现，最容易的生财之道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垄断性权力寻租。商品紧俏，价格双轨，给倒卖提供了沃土。不少紧俏物资，国家牌价和市场价相差不是几成而是几倍。拿牌价物资按市价倒卖，倒一次，便可腰缠万贯。有资格拿牌价物资去倒卖自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员。于是，“官倒爷”也“批量”出现。
1988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惩治“官倒”》。评论指出，近年来冒出来的那些“官倒爷”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什么都倒，有色金属倒，黑色金属倒，木材、农药、化肥、汽车、彩电、冰箱等等无一不倒，甚至进口许可证和批文也倒。什么东西紧俏他们就倒什么，什么东西钱来得容易、来得多他们就倒什么。倒得物价腾飞、市场动荡，以致有的工厂停工待料。如果听任他们继续倒下去，我们的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现在是各级政府和物价、工商及其他执法机关行动起来，惩治“官倒”的时候了。
90年代：从滥用权力到集体腐败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官员腐败则更主要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圈地运动、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中上下其手。9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工程建设领域、政府采购领域、国有企业经营领域、各种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管和使用等领域等都开始逐步被腐败侵蚀。
交通厅长们的“致富路”
“翻船”之前，卢万里还是有所作为的。
1996年4月，卢万里被任命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同时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
上任伊始，卢万里深知责任重大，全身心地扑到了正在开工建设的贵(阳)遵(义)高等级公路建设上。在他的带领下，开工5年仅完成工程量20%的贵遵公路，仅用了十个月即提前完工。当贵州人民开始品味道路畅通喜悦之时，卢万里也开始成为贵州省各级党政领导、普通百姓和媒体所广泛关注的焦点人物。
卢万里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97年。1997年，当贵州省人民政府酝酿改选、并出现一位副省长的职位出缺时，踌躇满志的卢万里便当仁不让地将自己与这一职位联系到了一起，而改选的结果却使卢万里大失所望，原贵阳市长刘长贵(原贵州省副省长，因受贿罪被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被提升为分管工交的副省长。时年52岁的刘长贵的当选，使卢万里意识到自己从此升迁无望了，这一仕途晋升的变故成为了卢万里人生轨迹剧变的重要诱因。
据检察机关查明，1998年6月至2002年1月，卢万里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先后33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款、物价值2559万元。其犯罪的主要手法既有直接通过不当行使职权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也有利用制度设计中的缺陷实施的权钱交易行为。
卢万里个人的腐化堕落，在交通系统产生了恶劣的扩张效应，直接影响并带坏了一批厅、处级领导干部。其中2名厅级干部，7名处级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少的上百万元，多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经济上的贪婪，往往伴随着生活上的糜烂。以卢万里为首的这些贪官，大多吃喝玩乐，挥金如土，纵情声色，包养情妇、嫖宿娼妓。
在上世纪90年代，卢万里的腐化之路非常具有典型性，公共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成为重灾区。一些交通厅长也相继在这条致富路上翻了船。
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1998年利用其担任四川高速路建设开发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之便，在川高公司出资收购北海国际有限公司法人股权过程中，与王进、刘西荣共谋，采取虚增购入成本的手段，骗取川高公司1000万元，按4：3：3的比例分别占有，并以刘中山儿子、王进秘书、刘西荣兄弟的名义，注册成立赤道和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用这笔资金进行炒股。案发时，这笔赃款已增值到1300万元，被依法收缴。2000年11月，刘中山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曾锦成，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于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间，利用其担任省交通厅厅长和周口行署专员职务之便，先后在其办公室和住处内，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收受14.5万元，0.95万美元以及录像机、空调、电视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价值8.7万余元。1997年10月6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曾锦城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nextpage$
王怀忠的“土地经”
“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这是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名言”。在王怀忠看来，政绩成了考量官位升迁的一个最重要依据。2001年岁末，王怀忠被“双规”，2002年9月被正式撤销职务，2004年2月12日，王怀忠被执行死刑，终年59岁。他成了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由此留下的政绩遗祸同样转嫁到了百姓头上。
王怀忠从村里的记分员一步步走到了副省长的位置，期间曾经执掌过全国人口最多的地级市——阜阳市，任市委书记。在阜阳，王怀忠“好大”几乎人人皆知。当地一官员回忆称，那几年，“大”字几乎成了当地媒体使用频率最多的字眼。
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一个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王常拿阜阳跟上海比，他常对下属们说，阜阳是中国第一大市，人口1220万，比上海还多20万，“我这个市委书记，丝毫不比上海市委书记弱嘛”。
与“大都市”计划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阜阳飞机场原先是个很小的飞机场，只飞阜阳到合肥的专线小飞机，王认为这有损于阜阳大都市的形象，必须扩建成一个可以开通国际航班的大机场。王在跟幕僚们讲述扩建机场的种种好处诸如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等等后，还讲了他的“亲身经历”：“我到深圳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去招商引资，经常有大老板和外商问我：有没有从当地飞往阜阳的航班呀?”
王怀忠不顾当地其他官员的反对，圈地数千亩作扩建机场之用。一直到飞机场扩建完毕，王怀忠连扩建机场的可行性报告都没有看几页。1995年，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钱的机场建设费。扩建的机场由于客源不足，在勉强营运了1年后，飞机场被迫关闭，成了野鸟们的乐园。
另外，王怀忠还有几个“大”的形象工程：大电厂、大油田、大动物园。这里边最荒唐的是大动物园。
1994年，王怀忠到东南亚诸国绕了一圈，回来后脑子一热，提出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龙潭虎穴”，要在动物园里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怀忠没有经过规划和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就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做开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以至于被占土地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地前往市委市政府上访请愿。最终动物园工程历时三年，耗资千万，半途而费。王怀忠允诺给村民的赔偿到最后也没有兑现。
几大形象工程使阜阳经济大伤元气。根据一份调查，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阜阳的前景殊堪忧虑。
在王怀忠众多的经济问题中，倒卖国有土地、贪污受贿的问题显得最为突出。王怀忠在担任阜阳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期间，有一项权力是他始终不能“放弃”的，就是土地出让的决定权。他打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旗号，滥用职权，违反规定拒绝实行招标拍卖，采用批条子、打招呼、签字批示、以吃饭或主持会议协调等形式，直接干预土地出让79宗。他“协调决定”的内容主要是，一味迎合开发商的意愿，随意决定出让土地的用途;不经评估随意决定地价;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等。
据阜阳有关部门介绍，自1996年以来，经王怀忠之手批出的土地，明显属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就高达10亿元。在国有土地收益的源源流失中，至少有10个大款应运而生。阜阳的很多私营开发商都是因为王怀忠的不法支持而在短时间内迅速暴富的。这样的权钱交易使王怀忠和一些“老板”的关系密切到不分你我。当听到王怀忠被立案审查时，阜阳的一些大款叫嚣，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王过关，有的人更是一次拿出200万巨款欲为王“解套”。
李纪周与赖昌星的“黑色友谊”
2011年7月22日，当赖昌星要被引渡回国的确切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微博上有人戏谑道：“一个商人回来了，一批官员要走了。”1999年，赖昌星和他的远华集团在短短五年内，走私金额高达50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一举成为建国以来最大、最轰动的走私案件。与他一起创造“奇迹”的包括3名省部级、26名厅局级、86名县处级等总计600多位达官贵人，宛若巨网一张。其中官位最高者之一要数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
李纪周籍贯安徽，出生在“红色首都”陕西延安。据称，李纪周的父亲是老红军，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李连富。延安时期已从事公安工作。
从求学到工作，李纪周的人生是非常顺利的。1964年，20岁的李纪周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4年后毕业。嗣后，李纪周进入解放军部队。1995年，李纪周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一个连级干部，李纪周用了将近10年。而从一个科员升迁为公安部副部长他只用了15年。
1993年，李纪周去广州出差，通过福州公安局长庄如顺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许甘露的介绍，李纪周与赖昌星相识，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谊”。
新华社在报道中说，李纪周三次收受赖昌星贿赂的人民币100万元、美元50万元、港币3万元。第一次收受赖昌星的贿赂，利用的是夫人的名义。李纪周第二次收受赖昌星贿赂，利用的是女儿的名义。1996年10月，赖昌星又一次来到北京。李纪周去见他，赖昌星问，“你的女儿在美国，美国经济不景气，她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李纪周的女儿要搞投资移民，在美国旧金山开了一家公司，当时面临破产。赖昌星从李纪周口中打听到这个事情。几个月后，赖昌星汇款50万美金到李纪周女儿的账户。第三次接受贿赂，李纪周只有以自己的名义了。1997年3月，赖昌星再一次来到北京。同样的，李纪周去看他。等到李纪周离开酒店回家，赖昌星起身送他下楼上车。上车后，赖昌星坐进李纪周的汽车。他问，“你需不需要用钱?”然后，将一沓港币放在他的车上就走了。李纪周怕给司机看见，也没有看，就收了起来。回家数了数，是3万港币。
天下没有白送的午餐。赖昌星用钱财换来李纪周的徇私枉法。多次收受赖昌星巨额贿赂的李纪周，应赖昌星要求，干预公安边防机关对涉嫌走私油轮的查处;利用职权为赖昌星的公司提供便利。
2001年10月22日，李纪周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纪周和赖昌星的“黑色友谊”，是上世纪90年代官商勾结史中的典型样本。有评论认为，赖昌星和保护伞们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巨变中官商勾结的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端。对于梳理当代官商勾结史，赖昌星和那个时代是一道绕不开的槛。
“集体腐败”显现端倪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窝案”、“集体腐败”等腐败特征已经出现端倪。
1993年福建闽江工程局特大贿赂窝案：涉及局党委书记、局长，4名副局长等7名厅级干部和19名处级干部等闽江工程局46名干部(其中党员29人)，省及一些地市的银行、城建等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一批包工头。全案查出的违法违纪金额达336万元，其中1万元至10万元的16人，10万元至100万元的6人，100万元以上的1人。
1995年陈希同、王宝森贪污、玩忽职守案：涉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市房改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及一些秘书和高干子弟等。该年北京市纪委直接立案31件，涉及正局级干部6人、副局级干部10人。
2003年黑龙江省绥化市马德卖官案：涉案官员除国土资源部部长、省政协主席、省环保局局长等外，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多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nextpage$
新世纪：“外向型”腐败
2011年12月，中国社科院《反腐倡廉蓝皮书》系列之《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1》在北京正式发布。报告指出，当今中国腐败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等新现象。
王益案：“规则暧昧中”的浮冰
“我认罪。”2010年3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王益在听完公诉人对他的起诉书后缓缓地说。
检方指控，1999年11月至2008年2月，王益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等人的请托，在企业经营、申请贷款等事项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上述人员钱款1196万余元。检方提出，应以受贿罪追究王益的刑事责任。
王益被捕前，外界就传言其与一些证券公司的违规操作有关。比如“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自杀后，有人怀疑“涌金系”与王益之间的重大关联，“涌金系”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
魏东曾以穿梭于高收益、高风险的政商之间而声名远扬。而王益，有在中顾委办公厅工作7年、担任领导秘书期间积累下的大量人脉。
1995年，王益就任证监会副主席。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太年轻，从1995到1997年，股市一直处于暴涨暴跌之中，而市场越动荡，监管者的裁量权就越大。
“任何一个公司的上市，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工作’就是与(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打交道。”一名投行人士曾对媒体这样描述“那个规则暧昧的岁月”。该人士还透露说，“即使发行部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思议，更不用说是身处权力中心的王益了。
不过，检方指控王益只有一项罪名——受贿罪，王益的犯罪事实主要集中在权钱交易方面，也就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取他人好处，为他人谋取便利。而检方的指控内容并没有涉及到损害国家证券行业发展和国家利益，也未涉及到太平洋证券和“涌金系”等内容。
外逃的贪官卸下了忠诚的伪装
“书记丢了”，故事也许远未结束。2009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多次拨打滞留国外的杨湘洪的手机，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开通状态，但无人接听。
杨湘洪，外逃时的职务是浙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
2008年9月，时年53岁的杨湘洪经批准率温州市鹿城区经贸代表团，赴法国、瑞士、奥地利进行经贸考察。9月26日，杨湘洪称其腰椎旧病复发，没有参加原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公务活动。9月27日，代表团搭机飞往法国巴黎。次日，杨称已经约好医生看病，又没有出席在中国驻法大使馆举行的会见和宴请。9月29日，代表团结束经贸考察交流活动按计划回国前，杨湘洪电话告知随行人员，称自己伤病严重需卧床静养，不能乘机长途旅行。后又托人带来医疗诊断证明。
接到温州市委关于杨湘洪出国因病逾期不归的报告后，浙江省委领导十分重视，明确要求温州市委做好工作，劝杨早日回国接受治疗。根据省委的要求，温州市委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劝说工作。10月23日，又派出了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医生，前往法国探望杨湘洪，并协助医治伤病。因杨湘洪关闭随身携带的手机，只能通过手机短信与其联系。此后，杨湘洪曾先后四次打电话给这位负责人，均强调自己病情严重，需要治疗。杨湘洪一方面表示待伤病痊愈后愿意回国，一方面又拒绝透露其具体住址，并以各种借口拒绝与温州市委派出人员见面，使人无法了解其伤病等真实情况。
杨湘洪未按期回国一事，让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杨秀珠案再次被大众提及。杨秀珠曾任温州市副市长，于2003年4月20日，在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期间，逃到国外，至今未归。
杨湘洪事件发生后，温州机关单位掀起一场收护照的运动。“凡是科级以上的官员，护照将由政府保管，如果要用的话向政府申请，不得擅自离境。”温州龙湾的一位官员向记者证实，但是他并未透露收照运动与杨湘洪事件的内在联系。
杨湘洪出国不归5个月之后，温州官场的地震开始了。随着有关部门对杨湘洪案的了解深入和牵扯人员的逐一归案，许多隐藏多年的问题可能会慢慢暴露。
曾贵为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权倾一时，他的出走令整个温州官场都晃了晃;如今，他消逝于万里之外的法国，波澜不惊，淹没于巴黎千家万户的灯火阑珊下。
杨湘洪是一个历史的小人物，但他却引出了一个大话题——如何杜绝“裸官”现象?杨湘洪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高严，外逃时的职务是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兼总经理。 2002年9月，高严在其任上“神秘失踪”。一个月后，有关高严失踪的传闻开始见诸报端，称其潜逃至澳大利亚。至今下落不明。
周金伙，外逃时的职务是福建省工商局局长。2006年6月，在被中纪委双规前夕逃往美国，至今未归案。有媒体报道称，周金伙出逃前，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必再费劲。
蒋基芳，外逃时的职务是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2002年4月，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的蒋基芳，突然中断学习从上海离境，外逃美国至今。抵达美国后，蒋曾分别向国家烟草局和省烟草局发回辞职报告，文中有“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等言辞。
90年代之后，当腐败的官员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通过种种手段将非法收入“漂白”为合法收入甚至转移到国外之后，他们变得更加有恃无恐、贪得无厌。这是疯狂的最后掠夺。离心力超过了向心力，他们已经连忠诚的伪装都不要了。
“隐蔽腐败”打着“擦边球”
2007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腐败官员们实际上已经能够“娴熟地寻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在传统的手法之外，贪腐官员们更倾向于打一些“擦边球”。
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钓贿”的方式之一是，开会时先从兜里掏出一个旧的诺基亚手机放到会议桌上，于是地方官员或企业家心照不宣地赶紧买来新的。其出事时，竟然从家里翻出20多个未开包的新款手机。
更多腐败官员是不通过自己出手的。据查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通过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是以坊间戏语，“一个贪官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贪婪的情人。”而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只是‘双规’以后”，才想明白了通过家属接受企业送礼也是受贿。
这种受贿还是容易被抓住把柄的，更为隐蔽的是“权力期权化”。原上海建设党委书记、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上海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等，都是退休后“下海”捞“大鱼”。相关的调查表明，他们不过是任上权力任后享受。而不少退休官员“下海”后成为诸如企业的高级顾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2007年，中共中央纪委下发名为《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规定》首次明确地将那些可能被打“擦边球”的地方一一清楚地列举了出来：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等;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反腐看起来是越来越精准了，但层出不穷的贪腐官员，还是令中国的反腐之战陷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尴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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