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的第十五个年头，十五年来，香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制度层面上，香港保持原有的经济、法律、社会制度不变，逐渐发展出一套根植于本土的制度框架。回归前香港的管治架构主要是行政吸纳政治，政府既保持了主导地位，同时又得到立法会的支持和监督。回归后，这种行政主导，阶层共融的管治精神受到社会日渐政治化的趋势冲击，这令到香港最基础的管治架构和权力分配成为核心的问题。随着人大常委会决定了二零一七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二零二零年可以普选立法会，这个最基本的争拗有望降温。当然，人大常委的决定只是原则性的决定，在行政长官参选提名门坎以及功能组别如何符合平等而普及的原则，仍然会有争议，但两者的争议范围已经降低及收窄，尤其是行政长官选举部分，相信达到共识不难。如果这个困扰香港社会多年的问题得到解决，那香港社会的精力，将可重新投放在经济及社会建议之上。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香港同内地的互动越发紧密，港人对内地的了解、对国家的认识也逐渐增多。香港在经济、法律制度、高端服务业上的优势，使之成为内地经济发展不可多得的动力。多年来，香港一直保持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的位置。自由、便利、与国际高度接轨的经济环境、开放的金融体制使香港成为国家走出去的桥头堡。同时香港也意识到，只有把握好内地经济腾飞的难得机遇，香港才能发展得更好。
此外，粤港也在不断的往来中逐渐形成一套合作机制。在香港的带动下，大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极之一。在经济发展上，后金融危机时期，粤港由过去的“前店后厂”模式，有序转向以香港为研发基地、粤港合作研发，以广东为高端制造业基地的合作模式，既有效发挥香港优势，又帮助广东实现产业升级。在生活方面，粤港联合打造一小时生活圈，更加密切了两地互动，并为人们出行、共享大都市资源提供了便利。
这些发展为香港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层变化。经贸频繁互动以及一小时生活圈的打造加快了香港基建建设。回归以来，香港启动了诸多大型基建项目，包括高铁项目、港珠澳大桥、广深高速铁路等。这些基建项目将大大提升香港与内地的通达性，为香港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进入平稳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香港开始经济腾飞，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的香港已经达到经济发达水平，社会各阶层基本形成并稳定，社会流动性减弱。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因而会有必经阶段的必然问题。比如发达社会的常见病，出生率低导致的人口老化问题，这将是未来二十年香港社会面对的主要社会议题之一。再如，社会流动性减弱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这是香港社会很多深层次矛盾的根本原因。年轻人发展机会减少，不满情绪增加;房价高涨，公共房屋供给不足，社会有怨气。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制造业北移，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占据90%以上的份额，香港的产业结构开始变得单一。
这些问题在过去十多年来逐渐突显。在经济高度腾飞时期，小政府、完全自由市场为香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当香港已经成为发达社会，政府没有及时转变角色，仍在过去的思维惯性中运行。近年来，社会各界在不断反思中，开始重新认识政府角色。自由经济是香港的宝贵财富，但政府可以同时有作为。特区政府应对未来有愿景，积极引导、有效规划，主动缓解、解决既有深层矛盾。过去几年，特区政府意识到要搭上国家经济发展的快车，带旺香港经济，香港就要有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配合的发展策略。从不熟知国家五年规划，到主动要求国家把香港纳入“十二五”规划，香港已经迈出了主动的一步。社会各种声音也已经逐渐达成共识，要继续推动社会发展，特区政府就必须转变职能、重新定位。
回归十五年，香港在保持原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与内地互动日渐频繁，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整体步伐相配合，在其中寻找机遇。香港社会内部争鸣不断，社会各阶层十分有热情，就不同议题发表意见，逐步推进社会整体发展。特区政府也开始思考转变定位，探索如何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积极作用，更好推动香港中长期发展计划。这都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道路上的宝贵历程。有了这些摸索和积累，相信未来香港可以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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