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周六。香港大部分地区大雨或骤雨。然而大雨过后，阳光出现。兴奋的市民在大屿山、西九龙、香港仔、天水围、中环、屯门、坪洲以及维港东边纷纷拍下所见彩虹。香港天文台表示，相信有多条彩虹一同出现自天空中。
有媒体报道的标题是：雨后天晴，香港处处见彩虹。
在喜见彩虹飞舞的日子之后，还有42天，就是香港回归15周年纪念日。“雨后天晴，香港处处见彩虹”——事实上是对于香港回归15年的形象概括，是香港15年走过风雨之路的真实写照。
晴雨香港：雨后阳光有几多
1997年6月30日夜与7月1日凌晨，香港下了一场少有的瓢泼大雨。人们说，这是要洗刷百年来的耻辱。那一夜，全世界与香港市民一道，见证了香港政权和平回归祖国。
5475天过去了，香港这座城市早已没有了那场大雨的痕迹。但那场大雨带来的沧海桑田，却给香港留下不一样的历史印痕。
载着最后一任港督离去的不列颠尼亚号穿过的维多利亚港，今天依然散发着迷人的气息，海道窄了些，但维港两岸增加了不少标志性建筑：IFC(国际金融中心二期)、ICC(环球贸易中心)，有如维港的两道门廊，直刺天庭，诉说着这座城市今日的繁华与发展。
葵涌货柜码头：驶进的巨轮、出入的卡车，繁忙的吊车，折射航运中心的兴盛;湾仔街市，人来熙往，摩肩擦踵，展现市民的安居乐业;迪士尼、海洋公园游客如织，大小商场生意兴隆——这些客人中，多了许多操普通话的人群。
香港在变与不变中。在不变中坚守“一国两制”，在变化中展现进步发展。
1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惊鸿一瞥，但对于经历沧海桑田的香港来说，对于这个历史上首次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实践的年轻特区来说，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与阳光。
当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首次在这个城市的天空飘扬不久，新生的特区就开始遭遇考验：
第一场风暴来自于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下半年，人们正在感受回归后的平静，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了香港。及至1998年，索罗斯等金融大鳄在泰国等地得手后，开始狙击港元，狂妄地叫嚣要把香港变成“提款机”。
在基金公司工作的刘先生对此感受最深：他管理的一只基金，陡然从2000多万美元大幅缩水一半。而且由于公司的股票有部分是贷款买的，股市大幅下挫，基金公司拥有的股票成为“负资产”，公司每天不得不交还银行100万美元的补仓费，否则银行要求股票全部平仓，一连5天，公司共补上500万。“真是惊心动魄啊。”刘先生事后回忆，依然心有余悸。
今天，当港人回顾那段历史时，人们说，从风暴中学到了如何防范风险。
淘大花园，香港九龙湾的一处住宅小区。如果没有SARS的肆掠，这里本应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平静地方。
2003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莫名疾病，令这里成了谈虎变色的地方。短短三两个月，这个小区数十人死于后来被命名为的“非典”这种传染性疾病，数百人遭受传染。
曾当过护士的朱女士回忆说，那是“最不能忘记的艰难”。当时社会上极度恐慌，大街上行人很少，人人戴着口罩，行色匆匆。铜锣湾、尖沙咀，闹市中店铺门可罗雀，商家不断打折，人们也无心购买……
从SARS爆发，3月18日第一例感染并死亡，到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香港从SARS疫区的名单中正式除名，香港经历的这100来天，有如凤凰涅磐，令香港这只火凤凰在艰难考验中重生。
当年6月29日，也就是世卫组织将香港从SARS疫区的名单中正式除名的一周后，《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在香港签署。这项具有历史意义协议的签署表明，内地以最优惠的政策为香港开启广阔的市场;当年7月份内地居民“个人游”实施，国家为香港的无烟工业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源。
自此，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格局。
今年4月，淘大花园业主委员会联会主席叶国兴去信温家宝总理，他汇报说，如今的淘大花园外墙已经换上温暖的橙色，花园下面新建了私家路，更重新装修了大堂，9年过去了。淘大花园已然焕然一新，居民安居乐业。
曾经沧海难为水，“亚洲金融风暴”与“SARS蔓延”，不过是新兴的特区经历的最大暴风雨，而禽流感，乃至2008年由美国雷曼兄弟引发、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诸多的风风雨雨，就像1997年6月30日午夜的那场大雨一样，虽有影响，但风雨过后重见艳阳。
香港15年的故事，有泪有笑，有悲有欢。
穷富香港：经济魅力是否依旧
截至2012年2月底，香港官方外汇储备资产达到2947亿美元，相当于香港流通货币的8倍多。如果摊在每人头上，人均达到4.2万美元。而香港4月份的财政储备为6696亿港元，人均9万。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官员日前对来访的客人说，即使香港没有任何进账，这笔钱也能维持政府运转一年半。
这是多少政府眼馋的数据，特别是在欧债危机中，一些国家负债累累，几近“破产”的背景下，更是令不少经济体羡慕，甚至想探究原委。
香港的富裕或许是无法复制的。
首先，香港不用向中央政府纳税。基本法第10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
同时，基本法第14条表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除此之外，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从2003年开始，不断向香港“送大礼”——虽然不少港人对这个词汇颇有微词，但回归15年中央惠港政策源源不断是有目共睹的：
2003年7月开始的“个人游”迄今已经扩展到22个省区、49个城市以及深圳居民可以一年多次签证。来自国家旅游局的消息说，截至2011年底，已有7480万人次通过个人游赴港旅游消费。香港特区政府一份资料显示，2009年一年间，个人游就为香港经济带来161亿港元的增值额，增加的就业职位超过5万。
CEPA已经签署到补充协议8。香港特区政府2010年所做CEPA对香港经济影响的评估显示，在2004-2009年间，香港服务企业因CEPA涉及与内地有关的业务而获得的额外收益，累计约616亿港元;而根据CEPA，香港在内地的企业仅2007-2009年间，就获得业务收益1985亿港元。
从2003年开始，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到今天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国家不断充实政策，帮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11年李克强访港带来的惠港36条政策，就包括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内容。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说，截至今天，即使美国经济衰退、欧洲爆发债务危机，而香港的经济发展依然是基本健康的。政府没有债务，几近全民就业，都令香港回归15年交上了一份靓丽答卷。
但是，居安思危，香港这个细小而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对外围经济有着高度敏感，外围经济感冒，香港一定咳嗽。回归15年的风风雨雨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未来5年、15年，香港经济还能有如今天般幸运，香港的竞争优势是否能保持始终?
毕竟，香港“很穷”，蕞尔小岛资源匮乏。狭小的面积造就今天的奇迹，离不开内地的因素。当初内地的封闭，计划经济，为香港提供腾飞的机会：唯一的出口通道造就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与贸易中心地位，造就中国与世界交流交往的独特桥梁。可以说，香港的繁荣发达，是建基于内地封闭落后之上的。但是，今天，当内地已经发展起来，已经打开大门，香港这个独特优势不再时，香港还有经济魅力吗?
近年来，香港的多个世界第一相继让位于上海、新加坡等地。2004年，香港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尚为世界第一，但2005年便让位于新加坡。2008年以来，更因上海港居于世界第一而沦为第三。
今年5月，中国社科院公布最新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在294个城市中，香港竞争力连续10年蝉联榜首。但是与迅猛发展的内地城市相比，香港的竞争力优势正在逐渐收窄。
2001年香港的经济规模是上海的近2倍，北京的2.5倍，深圳的3倍，但经过10年的发展，上海经济规模已经超过香港，京港规模已经差不多，预计到2015年，香港的经济规模将处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之后。
在国际上，香港的综合竞争排名也呈下跌趋势。以与香港相似度高、香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新加坡相比，过去20年，新加坡年均GDP6.6%，高于香港的3.95%。2010年，新加坡的整体生产总值已经超过香港。
不进则退。面临周边城市咄咄逼人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城市已经由互补的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香港还能“以不变应万变”吗?如何利用内地的发展机遇，搭上同一个高速航班，继续令香港保持东方明珠的光彩，是香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问诊香港：大市场小政府旧方能否开新局
1998年金融危机袭击香港时，金融大鳄冲击港元，扬言把香港当做“自动提款机”。在香港经济最危急的时刻，特区政府果断入市，击退大鳄，保住了新特区的经济体。
但是，虽然此役大获成功，但社会上仍有“政府应不应该干预”的声音，就连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也因此流泪了，认为这违背了自己的信条。曾荫权过去一直信奉自由经济下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的。但是他承认当时“市场完全破坏了，不能不做事”。
自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香港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让市场自由发展。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自美国开始的金融海啸暴露出自由市场的弱点，显示市场并非万能，市场也会犯错，也会失效。近几年，香港放弃“积极不干预”这一政策，提出大市场小政府，但仍然未能摆脱过分依赖市场主导的思维。
有人调侃，香港目前只有两个产业，一是房地产，一是金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以说，多少年政府放任市场自由发展，令今天香港经济失衡而手足无措。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香港眼下的经济结构不健康，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转型，香港势必痛失优势，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
近年来，新加坡、韩国等地在政府支持下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以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这种结构调整也正成为世界性的趋势，令新一轮新兴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中国内地的经济转型也在开始进行，而这个大型经济体的转身，势必会给香港带来一轮新的机遇。但香港能抓住吗?
不进则退，全球变化中的香港已经无法置身事外。香港的竞争优势，在未来数年能否继续保持，不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相关的是政府对于市场的态度。
当市场出现问题，或者当市场需要政府无形的手推一把的时候，这个时候政府站在哪里?大市场小政府的旧方子能否解经济前行的隐忧，能否医治今天香港经济出现的病态?
3月25日，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梁振英从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从选举工程开始的100多天里，梁振英的民调始终处于3名参选人中的最高位。有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梁振英“稳中求变”的竞选纲领，顺利了香港社会大众的“求变”心态。
梁振英当选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分析和思考，如何顺应香港现实环境和回应香港各界求变的呼声，重塑香港竞争力。”他认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但是也并非无为而治，特别是在市场调节失灵的时候，需要审时度势，适度有为，稳定市场秩序，为香港社会发展从方向上、政策上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他认为，近年西方政府的表现，也清楚印证了这一点。
他解释说，过去香港政府对经济的态度是积极不干预，5年前已经公开放弃这一政策，提出大市场小政府，但仍然未能摆脱过分依赖市场主导的思维，因此“我提出适度有为，在确保公平竞争的大前提下，扶持香港的企业，把握好国家和亚洲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促进较高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改善民生。”
为了实现“稳中求变”、“适度有为”的政纲，梁振英提出新的政府架构改组，由原来的3司12局改为3司2副司14局。14局中，增设科技及通讯局和文化局，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制定全面的科技政策，支持科技基建发展，鼓励政府、业界、研究及学术机构协调科技发展。梁振英认为，香港发展科技有一定优势，如知识产权保护的优势，中西人才荟萃的优势等等。
岁月蹉跎。过往15年，香港数码港的不成功，中药港的失败，或许给了香港很多经验教训;或许，那时香港还没有被逼到悬崖边，还有优势可以自傲。但时至今日，环顾全球，环顾周边城市，香港已经无法高枕无忧了。那么，政府在香港的转型中能否“适度有为”(而不是过分有为)，能否为香港顺利转身给予助力，不仅考验新一届政府的智慧和施政能力，也考验香港的商家、政治人物的态度，和市民的支持。对新一届政府走马上任，市民有着太多的期待。
人们常说香港是块福地，没有大灾大难，即使台风来袭，也常常是温柔一掠，飘然而去。
7月1日清晨，当直升飞机悬挂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掠过维港时，当梁振英率领新一届政府班子向冉冉升起的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的时候，无论是风是雨，还是晴好天气，香港新时代的来临都无可阻挡。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