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互害社会的问题，除了抱怨法律缺失、监管不利、道德沦丧之外，或许我们还可以从传统中国社会的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基于土地的，是不流动的。在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人口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因此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生活在这种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从彼此间的熟悉中获得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它再可靠不过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说，西方社会是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分得清清楚楚。团体中的每个人对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有组别或者等级的差别，也是事先规定好的。与西方社会这种团体格局不同，乡土中国呈现出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关系也越推越薄。
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如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都有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却会根据关系的不同存在不同的道德要求——比如亲属之间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悌，而朋友之间的道德标准则是忠信。因此，中国传统的道德里很难找出一个笼统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差序的人伦而存在。
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就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这在差序社会格局里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人们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相应的标准来。
于是我们不难看到，鉴于对方与自己关系的远近，生活在乡土中国里的人们倾向于接受这样的逻辑：对亲人和朋友，尽最大可能帮助;对认识但关系一般的人，冷淡却无害;而对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则可以无顾忌地伤害。
当社会向前发展，人口流动率无可避免地加大，社区间的孤立和隔膜被打破，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变得越发频繁。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家乡的熟人社会中走出来，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
时下的中国，我们正在经历这个从乡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我们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信用、法律、契约，但在观念中却还保留了传统社会中对统一规则的忽视。在熟人社会中，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能做到货真价实，但到了陌生人社会，这就成了一个超越道德要求的高标准。
无论是地沟油、苏丹红、毒奶粉，还是铬超标胶囊、致癌酱油、农药茶叶、甲醛白菜，每一个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群从乡土社会走出来的生产者。他们身处陌生人的社会，却保留着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和与之相匹配的价值标准，且无视契约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信用和法律。
于是，互害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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