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四十而不惑”，中日关系当“三思而后行”。
作为两国的政治精英，知识分子，要摈弃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僵硬思维，超越“一山不容二虎”的狭隘心态。
日本是亚洲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的，要继续发达，而且欲全方位发达。发展的，正快速发展，而且是大块头崛起。发达，是日本的硬道理。发展，是中国的硬道理。都硬，是真的;都得讲道理，也是真的。两大国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却走在“可持续发展”的同一条轨道上，只能相向而行，不可迎头相撞。如果发达的总想遏制发展的，天下只许我发达，不容人发展，只能自找麻烦，徒增烦恼。如果发展的总是与发达的对着干较劲，闷着头生气，也会引来麻烦，徒增干扰。大家都要摒弃冷战思维，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发展。发达的，要有“包容性增长”的胸怀;发展的，要有坚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定力。地球只有一个，亚洲本应一家，你要发达，我要发展，当然难免竞争。但相互竞争中还要相互合作，善于控制竞争、发展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在竞争中谋优势。竞争，不是在各种形式的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中火中取栗，不是幻想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而狐假虎威，更不是固守冷战思维甚至再打热战而拼死一搏。只能以“和”为贵，争取和谐发展，互利共赢;要致力于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扩大和深化“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
就日本来说，100多年前是沿着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路线崛起的。福在《脱亚论》中说，“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这样的“脱亚入欧”论，当时是说日本不与中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同伍，虽有一点道理，但也一度催化过帝国主义意识在日本的发育。今天的日本，若还有人要把中国当作“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那就太轻看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态势，太看不清当今的世界潮流了吧?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可再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20年。21世纪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2010年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45%，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有能力创造和掌握各种先进科技，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日本的有识之士已在呼吁，“要从过去持续了一百五十年的脱亚入欧路线向重视亚洲路线的转变”(日本内阁官房参事松本健一语)，应该以“以邻为伴，以和为贵”的心态，以重建振兴、继续发展的态势重返亚洲。这种理智的声音，在“北京—东京论坛”上不绝于耳。曾培炎先生在开幕会上也指出，“中日两国占亚洲经济总量的60%，我们应该更好地把握亚洲的机会，为了中国也为了日本，为了亚洲也为了世界。刚才日本众议员加藤纮一先生说,今天日本或许可以将‘脱亚入欧’改为‘回归亚洲，亲美亲欧’，我建议也可考虑：‘四海一家，根在亚洲’。”
13亿人的中国，总要发展。为什么真的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对他国构成威胁?这不仅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更是因为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遭受战乱和贫穷的惨痛经历中，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尤其从现实来看，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中国块头大，难免动静大。13亿人，是可以把一切成就缩小的“分母”，也是可以把诸多问题扩大的“分子”。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推进现代化，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即使中国将来强大起来，和平依然是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乃其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所决定，是基于自己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忽悠谁，当然也不是因为害怕谁。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也是因应世界大势，遵循客观规律使然。冷战已结束二十年。一部冷战史，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建立，不可能在不发达国家立足。社会主义，不仅以意识形态论优劣，更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论高低。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大都涉及到对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其崛起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往往靠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来掠夺，“以霸强国”，自然“国强必霸”。中国的发展，必须避免、也不可能再走这条路。中国正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把发展的基本点放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内需拉动上，同时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统一，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不是冷战时期那种与西方世界不共戴天的对手，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多极化趋势中，致力于世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扩大和深化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为自身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与谁冷战的社会主义。
作为两国的普通民众，要多一点文化沟通，文化交流，这有助于政治精英们把心态放平和，多一点登高望远、从长计议的理性权衡和政治互信，少一点浮躁浅薄的感情冲动和形势误判。
中日两国“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五十年对立”，当然应该引以为鉴。正像福田纠夫先生说过的，“只有正视过去，具有该反省的地方、反省的勇气和智慧，才有可能期待将来不犯错误”。不忘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开辟未来。
“两千年友好”，铸就了中日关系的独特优势。两国友好交往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属罕见。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两国文化在渊源上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不仅影响到双方的价值理念，也直接推动了中日交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源远流长的相互交往、相互师从、相互倾慕的传统。例如，两国的佛教交流史，就是一部受制于政治而又能够超越政治，存于时空又能够飞越时空的历史。这是通过一个共同信仰、薪火相传培育而成的历史，一种伟大精神、一以贯之凝聚而成的历史，一批伟大人物、承前启后铸就而成的历史，一些友好组织、不懈努力谱写而成的历史。
每逢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文化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就会站出来，潜移默化持续不断地努力。它坚信：总有同一缕春风同时吹绿大洋彼岸，总有同一域海水不分国界来回流动。
对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这两个方面都还比较好办，因为他们归根结底是有理性、讲道理的。难办的是，两国都可能出些极端分子，固执己见，蛮不讲理，挑起事端，制造麻烦，把误解夸大、把隔阂加深、把仇恨煽起、把怒火点燃、把事情搞砸。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警惕和防范极端主义思潮的泛起和危害。
当今世界，容易出极端主义。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却仍然此起彼伏。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与之相对立、相对抗的思潮也就相伴而来。“恐怖主义”与“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正是在这种对立和对抗中各执一端。其共同的实质，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自我，我方必取而代之。
当前形势，也容易出极端主义。在全球经济萧条、危机不断引爆的当今背景下，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失业率普遍趋高的背景下，国民心态是最脆弱的时候，民族主义最容易被“极端主义”发动和操控为一种不理性的、短视的群众热潮。而为了获取选票，政治家也容易被极端主义操控甚至绑票，做出非理性的决策，采取不理智的行动，以至擦枪走火，扩大危机，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引发难以预料的灾难。
极端主义是一种偏执的、狭隘的、利己的、排他的、狂妄的、煽动性极强的世界观，其行为上的最高发展就是恐怖主义。当今，世界各地和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它在复活，成长，膨胀。
中日关系当下的主要危险，在于“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挑衅和煽动。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和防范。否则，正如日本谚语所说，中日两国“不是狗咬尾巴，而是尾巴在戏弄狗”!
四十当不惑，三思而后行，相伴应相携，亚洲要共赢。
(本文是作者在第八届“北京-东京论坛”闭幕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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