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大约有6亿9千万人在城市居住，这一数字占中国总人口数的51.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一城市转型将成为塑造21世纪世界的两大主要动力之一。
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对全球经济的意义更加明显。随着欧洲陷入债务危机以及美日竭力维持增长，众多国家都将亚洲视作世界经济的救星。如今，“中国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未来15年中国预计有另外3~4亿人口移居城市。这一城市化趋势将极大地刺激中国的消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越来越寄希望于向中国销售商品。
亚洲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一判断是基于亚洲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并且燃起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回升的希望。据称，到2030年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到达25~30亿，这比现在全球中产阶级总人数的一半还多。
毫不奇怪，在亚洲消费者的增长中，中国占据了一大块。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霍米·卡拉斯预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从2010年的1.5亿增至2021年的6.7亿，在十年多点的时间里增长大约5.2亿。
然而在经济增长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的过程中，中国仍持续面临诸多问题。城市化是否必然意味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消费份额的扩大以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运行?下一个十年中新增加的5亿中产阶级人口究竟来自哪里?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主要得益于农村移民向城市的迁徙。当农村移民离开农场，走上城市工作岗位时，他们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并负担更高的消费。在放弃农场工作，换取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之后，农村移民可以居住在配有电器的公寓中并且可以偶尔外出就餐。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取大学。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化作为消费引擎”的方式。
然而这一方式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情况，尤其是户口或者户口登记制度如何强化了农村和城市的分化。
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可以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城市户口。2010年，在6.66亿中国城市居住者中，只有4.6亿人拥有城市户口。剩下的2.06亿人大部分是在城市工作却保留了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这一劳动力大军支撑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并极大地驱动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但大部分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却未能受益于城市的繁荣，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教育、住房或其他的社会保障项目。这种排斥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户籍障碍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的上升流动性。城市化促进繁荣的前提是大多数农村移民能够最终向社会上层流动。若要遵循这条繁荣之路，中国应开始平等对待农村移民，赋予他们城市户口，以使他们享受跟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在推动更多的户籍改革上，中国已有广泛共识。当然，在一夜之间取消户籍制度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理性的，而维持目前缓慢的改革步伐也并不理想。在未来10~15年内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对中国而言不仅合理可行，而且势在必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地留在城市的愿望。他们比父辈受过更多的教育，更清楚自己的权利及其生活中令人不满的状况，并开始要求改革。
为了在未来15年内逐步淘汰户籍制度，中国需要加快改革步伐，使每年新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人数增加到1500万~2000万，这一数字远远大于过去10年。2012年2月，中央政府进行了适度的户籍改革的努力，宣布农民工可以申请城市户口，最大的40个城市除外。
这一小步是个良好的开始，但还不够。由于大城市有更多工作机会并汇聚了大多数农民工，彻底的户籍改革也需要在最大的40个城市中进行。此外，仅仅让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零散的、有限的改革也是不够的。中央政府也应当主导改革，因为在大城市开展严肃的户籍改革必然牵涉到地区间的财政、人口和管理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促进了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但也催生了一个扭曲的社会结构。受阻于过时的户籍制度，中国的城市化模式限制了中产阶级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国需要一次重大改革以解除户籍的桎梏，促进城市化并和世界一起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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