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但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同。上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这个词时，是为了回击稍早时间流行的美国衰落论。奈指出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只是在于它经济军事上的硬实力，还在于它无可匹敌的软实力。即使美国在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有所削弱，仍然能通过其对国际议程的影响力、文化、价值观的吸引力维持其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美国讨论软实力概念的真正高潮，是在对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反思与批判中。2004年，约瑟夫·奈他的力作《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取胜之道》中，更系统地阐释了软实力的概念，分析了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软实力优势与特点。他认为，美国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牛仔外交已经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的软实力。世界已经改变，国际政治不再只由核弹头数量和黄金储备来决定。奈希望美国能够回到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与盟国合作的方式来管理世界，通过获得他者同意的“软”手段来达成美国的目的。在小布什第二任期与奥巴马政府中，软实力的思想都被大量吸纳，并且还被演绎为“巧实力”这样强调外交技巧的概念。
但是，美国的一些学者指出，软实力缺乏有效的论证依据。通常列举的衡量文化软实力的指标，并不能有效证明一国的文化吸引力，而经济的吸引力往往是更可靠的解释。美国文化产品的流行，并不能使美国获得外交上想要的结果。中东的青年可以一边听着摇滚音乐，一边参加反美示威。而且，软实力的概念过于宽泛，几乎能将除直接军事行动的一切通通纳入其中，使其解释力大打折扣。
中国最早引进软实力概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并未获得太多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5年后，软实力才变得炙手可热。据南洋理工大学李明江教授的统计，在中国国家信息知识数据库中搜索有“Soft Power”的四种中国翻译(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标题的学术期刊文章发现，从1994年到2000年只有11篇，从2001年到2004年增加到58篇，而从2005年到2007年激增到416篇，其中2005年75篇，2006年104篇，2007年达到237篇。
各种学术论坛以软实力之名召开，几大顶尖院校建立软实力研究中心。 同时，各种媒体舆论已经将这个本来描述国家权力的概念，套用到一切需要“软”的东西上，地方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甚至个人软实力，不一而足。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明确地将发展中国软实力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一个在美国只有政策圈精英才频繁提及的词汇，在中国成了上上下下的流行语汇，其中的奥妙却少有人注意。 在本人看来，软实力概念在中国的兴盛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软实力概念本身的语汇特点，中国社会的需求，以及中国对软实力概念入乡随俗的成功改造。
软实力的语汇特点
软实力概念的无所不包，令其赢得了各方支持，并被广泛传播。
首先，软实力概念的简洁明了与形象生动给予了该概念很大的传播优势。 比起卢克斯令人费解的第一镜像、第二镜像、第三镜像权力，葛兰西晦涩的霸权理论，约瑟夫·奈一个“软”字便将其核心概念形象地阐释出来，让学术门外汉也能很快地领会其主要的含义。
模糊，宽泛，不严谨——的确，软实力理论很难摆脱这些学术上的批判。但这些象牙塔中的争辩无人关心，而纯学术上的缺点反而成为了其在传播上的优点。软实力概念虽然不是完全不能证伪，但其模糊、宽泛与不严谨的特点，给了它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极强的灵活性与生命力。它无所不包，但却似有所指;它没法精确计量，但却似乎发人深省;它给了各路意识形态说客一个宣扬推广自己的迫切性的绝佳平台。除了那些极端的物质主义崇拜者，无论你是左、中、还是右，你都能借软实力的说辞推广你所看重的主义。同时，软实力话语很少能找到政治上的反对派，政治成本极低。在日本，软实力是和平主义的左派与民族主义的右派间少有的能达成共识的话题。左派喜欢其中“软”的手段，而右派喜欢其中影响世界的抱负。
严格来讲，软实力研究应该跟受众紧密联系，因为影响力、吸引力脱离了受众，便没有意义。但事实上，软实力概念已经被严重政治化。被认定的一国的软实力来源必然与该国的推广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一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必定被认定为一国的软实力来源。一国的价值观是否在某时某地为该国提供了软实力，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因而，尽管在逻辑上，受众的接受程度与价值取向非常重要，但现实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正如约瑟夫·奈自己所说，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软实力来源，因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更接近普世价值。对美国的软实力宣传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别人能否接受，而是美国应该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尽管传统文化并非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中国知识分子也先验地认定中国的软实力来源于传统文化。这种认知与其说是来自于实证的结论，不如说是来自于先验的身份意识的冲动。
中国人的软实力心理需求
软实力吸引中国人，在于其正好符合当代中国的诸多社会心理需求。
在经历二十多年狂飙突进的经济发展后，中国社会似乎走进了精神领域的焦虑期。一方面，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迅速衰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说教，在腐败与悬殊的贫富差距面前显得苍白与反讽。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走向多元。在冲突加剧与民意走向对立的环境下，执政党亟需加强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力。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渗透，欧美、日本的文化产品在中国文化市场上的大行其道，让知识精英忧心忡忡。经济的飞速发展为本土文化的优越性不断注入信心。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与体制缺陷共同作用下的道德沦丧，正激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回归传统价值，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优越感成为精英间的共识。在这个历史上以文化优势存在，近代备受西方文化压迫的民族的知识分子，内心中都渴望着文化的翻身。
即使在物质生产方面，中国也面临着重大调整。产品利润下降，产业亟需升级。海外出口市场的萎缩将经济增长的重担转移到了国内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亟需新的增长点，而仍处于婴儿期的中国文化产业则被认定为能够满足政治、文化与经济三重需求的重点领域。
也许，并非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清楚文化等“软”东西的重要性，只是面对着贫乏的社会科学研究现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中仍要无奈地依赖来自太平洋对岸的权威。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正好说出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想说但无此权威说的话。
对软实力的兴趣，还有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在国力崛起时对外宣传自己和平意愿的需求。但与美国讲软实力主要讲对外政策不同，中国主要把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宏观标尺，它的主要功能还在于指导国内的发展。
在中国，软实力成了个大篮子，无论是意识形态安全还是民族传统价值，无论是社会道德还是经济增长模式，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形象，什么瓜果蔬菜都能往里面装。
软实力的本土化改造
但凡在中国获得特殊地位的外来思想，都免不了经过一番本土化的改造，软实力亦是如此。
约瑟夫·奈的理论事实上建立在他的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他相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在软实力领域都掌控着相当大的资源。而且他还强调，相当大的软实力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的。 政府能做些事增强软实力，但无法像在硬实力领域那样随心所欲。
来到中国，奈的理论便接受了一番中国化的修剪。那些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软实力发展中重要性的部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而政府在软实力发展中的有限能力则只字未题。软实力理论在中国彻底变为由政府全面主导的国家发展理论。而一国软实力与他国软实力在国际上即使不被看做是零和关系，至少也被看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被中国化后的软实力理论变得与现行体制相一致，一切与体制相冲突的地方都被弃之不理，而在政府文件中反复强调，在市场上被反复炒作的软实力概念，都主要是那些加强体制，加强国家行动能力的表述。
中国选择了软实力理论，但中国的软实力战略生而万能，却无处不在矛盾之中。既要发展现代的文化产业，又要弘扬传统文化;既要维护国内意识形态安全，又要提升海外文化影响力。 寄望一个全能的体制来解决政治、社会文化与伦理道德等一系列非物质问题，中国软实力之路漫长而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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