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家宝总理眼里，如果说2011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话，2012年则是“最复杂同时又充满希望的一年”。这种描述令人回忆起了之前那几个降生过重大变局的龙年，事实上，如果仅就经济而言，变局可能的确已在孕育中。
早在去年末、今年初，国际上围绕201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就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由于担心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及由此可能对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国银行业造成的巨大危机，加之目前已超过10万亿元而且还在日益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许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评级机构惠誉——将中国的“硬着陆”视为比欧洲债务危机更值得忧虑的2012年全球经济头号潜在风险。“金砖国家”概念的发明者、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吉姆.奥尼尔去年底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尽管金融界和实业界的目光仍然紧盯着欧元区政局的每一次转折起伏，但我认为，2012年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
春节后，从IMF、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到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部门纷纷下调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并一再发出投资预警。的确，4年前雷曼兄弟倒闭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和恐慌时，中国推出了人民币4万亿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千钧一发之际稳定了全球经济。作为GDP占全球近10%份额的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自中国的需求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这些原材料供应国的繁荣，对德国和日本这些高端制造业出口国的就业，对跨国公司的业务……都起到一柱擎天的支撑作用。但到了今年，中国似乎再也无力将全球经济从“二次探底”的阴霾中拯救出来。
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上，中国政府放弃了已经延续7年的“保八”惯例，主动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5%。官方将这一显眼的下降解释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谋求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根据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分析机构的看法，7.5%的目标只是一个底线，他们普遍预计今年的真实GDP增长仍将超过8%。
正如另一家著名评级机构穆迪所指出的，下调后的经济增长目标反映了“中国经济新的现实”——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大幕已经落下，我们也许从此将步入一个“中速发展阶段”。
现在回头来看，过去半年来的经济减速的幅度很可能比预料中的还要大。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8.1%，创下了近三年的新低，二季度它显然将继续滑落至7.5%左右。不仅工业增长和财政收入出现预期中的急剧下降，更令人吃惊和担忧的是：中国经济赖以维系的生命线——进出口，尤其是对欧洲的出口——呈现“断崖式下跌”，2月份竟然还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贸易逆差!而那些能够预示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如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发电量、银行信贷投放总量等，虽然几个月来冷热交替，但震荡下行的总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工业利润出现了两年半来的首次下降，国内制造业大幅放缓。在大型国企依靠行政垄断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中小民企景气比去年更加低迷。据路透社等外电报道，中国电煤和铁矿石买家纷纷要求国外贸易商推迟发货，有些甚至出现违约。而在沿海的上海保税仓库，进口铜的库存堆积如山;在青岛港，铁矿石和铜已经堆倒了粮食仓库和停车场上……
这一切使那些“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预言一再落空，经济的低点不断后移，现在还很难断言底部何时出现。
到了眼下这个时候，即使是最顽固的自由市场论者恐怕也不得不同意，政府必须要出手做些什么了。
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依然由政府主导掌控的经济体，缺少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有力推动，市场是不具有多少自我修复能力的。但问题在于：政府应该为促进经济复苏做些什么?
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份的时候说，预调、微调经济政策从第一季度就要开始，这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担忧加剧的第一个信号。而在上月中旬于武汉召开的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温家宝进一步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据说他还明确提到，尽管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但仍要保8%的实际增长率，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经济尽快触底回升。
过去6个月里，央行已经三次下调了存准率，向市场释放了1万多亿元流动性。6月7日，更是出人意料地宣布3年多来首次降息。
但显然，仅有这些“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财政上的刺激或许也是必须的。我们看到，过去两个月来，发改委明显加快了项目的审批速度，国家对铁路等基建设施的投资进度也开始提速。不过迄今为止，这些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还相当谨慎，可以视之为一种与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迥然不同的“稳妥的保增长”。它的重心暂时主要放在了对节能环保家电产品及新能源轿车等(尤其是进入农村地区的)的补贴上，前两年也曾尝试并取得过不错的效果。按照发改委的说法，这些促进消费的新政可以拉动消费需求约4500亿元。即便是有限的加大投资举措，目前也主要集中在国家确定的所谓战略性新兴行业、特别是生态环境和节能项目方面，而且中西部是这一轮投资的重点。
值得稍感安慰的是，相对于处境焦头烂额的欧洲与美国，中国政府为避免经济硬着陆手中所握有的弹药要充沛得多。
首先，中国的总体财政状况良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相当健康，去年全国税收再创新高，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这使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加大支出，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的话，政府收入方面可以挖掘的潜力还很巨大;其次，中国有足够的资金为可能发生信贷危机的银行纾困，其中可动用的包括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年多来的抗通胀调控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CPI指数重回下行通道，甚至还扭转了24个月以来的负利率状况，这为货币政策更大胆的调整预留更大的回旋余地。此外，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就业形势乐观，这些均表明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恶化。
眼下人们最担心的便是政府因为担心经济过分减速而重新走上过去15年来那条仿佛是屡试不爽的过度依赖投资和注入流动性来拉动经济的老路，因为这无疑将使原本就“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温家宝语)更加失衡。事实上，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需求长期不振、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恶化……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备受诟病的短板。此外，简单的刺激举措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些GDP数字上的效果，但必将造成新一轮更严重的通胀——上一轮4万亿投资的后遗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还没有消除呢。而且长期来看，这类强心针似的刺激政策一定是效用递减而后遗症递增。
具有讽刺的意味的是，要求对经济进行“输血”的最有力理由是增长减速将威胁社会稳定，这也是最能说服当局的。然而，仔细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上一个4万亿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来的GDP增长数字并不能惠及大多数人，充其量只是将少数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和房产、大宗商品投资和投机者养得更肥而已。因此，这样的政策岂非人为制造不稳定因素，完全走到了其初衷的反面?况且，近年来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投资品价格的疯涨已经说明，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缺少流动性，而是流动性太多，有足够的资金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问题在于我们缺乏正确的配置渠道和配置工具。
对此，官方媒体传递出了前后变化的信息。新华社5月29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明确指出，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三周，其在6月18日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却又对中国传统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刺激方案进行了辩护。文章称，一旦欧元区债务危机恶化，这样的经济刺激方案将显出成效。从中我们也许能够窥见决策层中对经济前景及政策取向的分歧。
主张“动手术”的人认为，中国只有刻不容缓地进行各项结构性改革，才是真正的保增长良方。在谢国忠这样相对偏激的改革派看来，软着陆不一定是好事，硬着陆也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如果中国现在发生硬着陆，很可能将推动中国进行痛苦的改革，此后经济将会保持长期繁荣。现在正是结构调整，清理低效率企业的最佳时机，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再次救市。
近来政府显然也有限度地听取了谢国忠们的意见，4月以后，中国再次改革汇率机制，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稍后又批准了温州金融实验区和深圳前海金融创新改革;此外，国务院陆续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能源、电信、电力等传统上被国有企业行政垄断的领域;近来还有消息说，已经在上海等地试点了半年的增值税改革下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这些改革举措的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笔者本人也是输血的坚决反对者和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有一句话这里恐怕不得不说，这些改革呼吁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经济中的所有结构性问题大概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非今年才突然出现的。因此——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或许永远都是需要和迫切的，但它并非改善宏观经济现状的有针对性的良策。更何况，指望在十八大换届年退出激进的全局性改革举措，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
说到底，宏观问题与结构问题必须正确区分，虽然它们经常纠缠在一起。现在看来，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是必须的，尤其是财政政策。但新的财政拉动应该坚决摈弃过去那套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投资方案，而应该着眼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结构性减税;其中既包括前述的消费补贴，亦应将下调进口关税考虑在内。同样是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的刺激政策，减税和消费补贴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自发选择机制，因而有助于企业和产业的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而政府集中投资则以人为决策代替市场选择，往往保护了落后产能，对喊了多少年的“调结构”有害无益。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的减税在总量和涉及领域各个方面都过于有限，有分析甚至认为，今年减税的总量还比不上新增加的税费!笔者认为，在扩大减税及补贴覆盖范围方面，除了节能环保之外，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关的各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政府还应该及时推进供给端的改革政策，在稳定传统消费热点的同时，尽快培育有潜力的新消费亮点，包括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医疗服务等。当然，这项任务不仅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也有赖于在法律、行政等各个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方便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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