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雨让北京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的“先进性”大打折扣。
这座城市在四年前刚刚承办过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凭借着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全中国的人民一起集中力量办了这件大事，不计成本地改造了这座古老的城市。2010年北京市政府乘胜追击，勇攀高峰，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在2050年以前把北京打造成“世界城市”。7•21大雨使北京市民痛苦地看到，在一个以喜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著称的国家的首都，其基础设施竟然是这么的不堪一击。
下水道：“政绩能见度低”的公共产品
把城市建设资金投向什么项目，不是考虑市民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是以是否有利于体现自己的政绩为目标，以领导是否满意为导向。
由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由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国各级政府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他们所想建设的一切项目，不用和纳税人商量。所以，中国的各级政府的确喜欢进行各类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也因此经常被拿过来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印度进行比较。但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政府都愿意投资，这要看不同工程项目的“政绩能见度”。
很显然，城市的排水工程属于政绩能见度比较低的项目，不会受到领导的重视。城市的管理者们更喜欢摩天大楼、宏伟的立交桥、(地面部分的)CBD、亮化工程、地标建筑这类东西。
这类东西不仅能见度高，还比较“通俗易懂”，很容易被这些城市管理者的上级们理解，快速消化，给出一个较高的卷面分数，从而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岗位上。这些工程也很容易被这些城市管理者治下的民众所理解，得到他们由衷的称颂。这些被生活的重压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市民们，已经没有太多气力去分析这些漂亮市容背后的深刻含义了。浮华庸俗的市容就像是无聊的肥皂剧一样，简单就好，放松一下就好。
我们的城市在快速成长，就好像是一个女孩，已经长到28岁了，但还穿着10岁时的短裙。太短了，不刮风很好，一刮风就走光了。这场大雨就让北京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走了一次光，看到了它的底。
中国城市市政建设的政治性太强。把城市建设资金投向什么项目，不是考虑市民的需要，不是考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是以市民是否满意为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体现自己的政绩为目标，以领导是否满意为导向。首长怎么可能跑到下水道去视察呢?那里没有可爱的小朋友，也不好安排憨厚、朴实、羞涩、激动的市民与领导互动。
我们可以花费成百上千亿人民币劳民伤财地去办一场一场的盛会，却不愿意在排水系统这样的“地下工作”上花费心思。
我们的管理层显然没有很好地贯彻“与时俱进”的理念和精神。我们城市管理者们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冷战年代，以为还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着紧张的制度竞赛，以为市民们还生活在严实的帷幕之下。在今天，重金打造的金牌不再会被理解为制度的优越性了，重金打造的开幕式和宣传片不再能够为你赢得世界的尊重了，相反会被看作是败家子。让你管理的城市中的市民们幸福、快乐、不被欺辱、不被淹死、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刻能够及时得到预警，能够看到警示标志，能够及时得到科学合理的行动指导，能够拨通110并能得到及时的救援，在遇到天灾时能够开放收费站、不贴条，允许市民临时进入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内躲避灾害，才能够真正赢得世人的尊重。不要逼得市民们举起反对标语去引诱救援者，平日里呼啸而至手持盾牌的钢铁洪流哪里去了?外面穿着皮袍，脖子上挂着金链，里面光着屁股，岂不是个可笑的小丑?
前瞻性：选择性失灵
城市管理者管理这座城市的权力不是来源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们，而是来源于他的上级。由长官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市民的生命自然就不会重要。
中国是一个有长时期计划经济背景的国家，直到今天中国还是一个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在中学和大学的政治课本中被反复告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拥有巨大的优越性。比如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更能从长远出发，从全局出发去做出决策，更容易实现未雨绸缪，而资本主义有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等先天性的致命缺陷。但对比世界各大都市的排水系统，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政府却非常善于从全局出发，非常善于着眼于未来，非常精通“科学发展观”，早在100多年前就充分地贯彻了以“人为本的”先进思想。
1856年由英国工程师约瑟夫•巴瑟杰设计的伦敦下水道系统总长就达到2000公里，四通八达，宛若一座地下迷宫，一直使用至今。柏林的现代下水道系统兴建于1873年，设计合理，在兴建之时就考虑到了城市未来100年的发展需要和可能遇到的极端天气状况。随着城市的扩大，目前柏林市的下水道系统已经长达9500公里，相当于柏林到北京的距离。这些下水道在我们的眼中就是隧道，我们在看西方国家摄制的电影时，经常可以看到警察和坏人在下水道中展开追逐，甚至展开汽车追逐战。即使日本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也于1908年开始了东京现代下水道系统的建设，总长度目前已达1.58万公里，直径最宽处达到8.5米。
反观中国城市的下水道，丝毫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前瞻性、全局性、科学性，表扬的都是别人。在21世纪修建的下水道，还不如腐朽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修建的先进，感觉就是对付。按照2011年最新修订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要求，中国城市一般地区排水设施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1～3年(即抵御1～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区3～5年。但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城市采取标准规范的下限。就北京而言，仅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排水系统能达到5年一遇暴雨的排水标准，大部分雨水管网是按照1～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的，也就是仅能适应每小时36毫米至45毫米的降雨量。
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总停留在课本中、理论上。
如何让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走出课本?恐怕就是忘掉什么“主义”，把管理一座城市的权力归还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们。
许多专家把7•21北京水灾归因于受到苏联经验的误导，看看紫禁城的排水系统，你就知道这简直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还好专家们没有归罪于中国五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美帝国主义。再说，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而且这30年是北京发展最为迅速的30年，也是北京市财政力量成长最快的30年，而且还有举办过空前绝后、奢靡浪费奥运会的铁的证据，市政当局有充足的时间、财力去挽救这77条生命。但是也许你们整日忙于政绩能见度高的那些大事，忙于自己的宦海浮沉。不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吗?不是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吗?大事的标准是什么?什么事才能被算作是大事?为什么能盖鸟巢和大剧院，就不愿意修下水道呢?为什么对个人思想与不当言论的管理能够那么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不辞辛苦，跨省追击，而对于下水道这样的基本市政设施就完全丧失了前瞻性、科学性了呢?
中国现在这种体制下，城市管理者管理这座城市的权力不是来源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们，而是来源于他的上级。权力来源于哪里，就向哪里负责。由长官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市民的生命自然就不会重要。当市民被雨水淹死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城市的最高管理者们能够“怀着无比沉痛心情，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中国市民们就要感恩于他们莫大的进步与他们身上所隐约闪现的人性光辉了，就要感动于“别样的温暖与体贴”了。谁还敢提问责的事情。
长官常常坐了赛先生的位子
有了民主，科学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就一定是大家沉默，忙着记各自领导的讲话。此时，能够让领导醒悟的，往往就是天灾人祸，而不是什么建议和民意。
中国城市劣质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就其本质而言，是根源于看不见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的低劣，特别是基础性制度基础设施的质量。
我们说了100年的德先生、赛先生，但有了民主，科学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就一定是大家沉默，忙着记各自领导的讲话。领导常常坐在科学的位置上，一切按照领导说的办，反正功绩都是领导的，只要是按照领导意志做的，功劳和灾祸都是记在领导账下的，没有人多事去建议，更谈不上去指出问题和错误了。别人在称赞著名建筑家张锦秋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恢宏大气时，她说这得益于领导的宽容，就是没有给太多限制和指示。你看看北京西客站就知道领导听取汇报、亲切关怀和现场指导的后果是什么了。因此，在这种游戏规则下，只要领导不发话，不醒悟，就没有人多事，就不行动，问题也就难以得到解决。而能够让领导醒悟的，往往就是天灾人祸，而不是什么建议和民意。所以，专家们大放马后炮是很常见的一种状况。当然，亡羊补牢也比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好，问题是我们常常是亡羊之后求补牢而不得，悲剧一再发生。
例如，明知那个地方是一个低洼地带，还要在那个地方挖个下沉式立交桥，所以逢雨必涝。许多专家参与制定应急预案，明知那些花拳绣腿的、理论性的、程序性的、战略性的应急预案在实际应付起天灾人祸来是力不从心的，也不进行完善，但事后却在媒体上认真分析为什么不行，令人费解，当初您干什么去了。明知这么小直径的排水管是无法满足大暴雨的排水要求，也没有人指出来，领导的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对于决策者来说，反正是常委会之类的各级最高决策机构讨论通过的，集团领导、个人又不用具体负责。明年我还不定在什么部门任职呢!再挖开一次还能再制造一次政绩和GDP呢。
因此，城市的排水问题远非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基础性的政治体制不改，城市的管理水准就难以获得根本性的提高。一旦城市最终交由市民管理了，市民成为了城市的主人，而不是房客了，城市的管理者成为了为市民服务的公仆了，当然我说的是真正的那种，什么决策透明，科学决策，什么全盘规划，超前规划，子孙后代，千秋大业，什么资金浪费，贪污浪费，什么执政为民，克己奉公，什么监督制约，问责弹劾，一下子就都变成自然的了。
当然，不是说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彻底消除天灾和人祸的完美制度，而是说，良好的体制能够为我们战胜天灾、减少人祸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制度，没有最好，但有更好。
我们为不好的体制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77条生命就是制度成本最新的表现形式。一个制度成本，让人谈起来总是那样的可悲、可叹。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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