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可以一上来就是西方的标准?
“7•21事件”的全称是“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淹死77人事件”。
至于还有多少车辆被淹，多少航班延误，经济损失多少亿的统计，就不必说了吧。相对于生命的逝去，它们不值一提。
一年前的6月23日，北京遭逢“百年一遇”的大雨，百万市民战汪洋;一年后的7月21日，北京遭逢“61年一遇”的大雨，仍旧是百万市民战汪洋。去年“6•23”刚过，就有官媒代表政府大拍胸脯：“再迎暴雨，北京有谱了”，话犹在耳，77条生命却逝去了。单有“北京精神”显然不足以面对人工世界里结构性的缺陷：北京市防汛办主任承认，北京排水系统设计的标准是1至3年一遇，仅能适应每小时36至45毫米的降雨，只有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等“窗口地带”才能达到5年一遇的标准。这样看来，北京近年来的逢雨必灾根本不是意外，正如李娜在奥运会上的落败不是意外——当年的夺冠才是意外。
我们的政府再强大，也管不了天气，所以把灾难简单地归结为“百年一遇”或“61年一遇”是缺乏建设性的，中国特色的官员问责制对天气毕竟是无效的。倒是古代政治尚且知道用“罪己诏”追讨人事在自然灾害中的责任，而今天的我们，曾经敢于规划一切，无论经济生产还是人口生产，现在却不能规划一条合格的下水道!
在下水道的问题上，为什么不可以一上来就是西方的规划标准，哪怕是百年前的标准?我敢打赌，那些与下水道事业有关的领导们早就以考察美国或欧洲下水道的名义，完成过多次环球旅行了。
正是在全国城市纷纷苦于水患的背景下，青岛的下水道不期然地被聚焦了。专家们考证，在青岛还是一个小渔村的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就为它规划了未来百年的现代排水系统，其中的雨污分流模式，即便到今天，也为许多中国城市闻所未闻。不过，这一结论刚出，马上就有报道澄清，德国殖民青岛时修建的下水道也就80公里，只占全部下水道里程的1/3，因此，青岛的下水道成就不应完全归功于德国的殖民。
这句绝对正确的话却不知从何谈起：难道今天的德国政府竟然愚蠢到或无聊到要求我们承认它的殖民功劳?我们纠缠于下水道在文化属性上属于“德国”还是“中国”，到底用意何在?
不要以为这是庸人自扰，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向来目光炯炯、深谋远虑，他们坚持认为，某些关键技术的引入，不是在原有的世界旁边加上新技术，而是以新技术重组整个世界。他们因此有理由担心，类似青岛下水道话语在今天中国的出现与操弄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事件，它可能以特定方式把中国的制度文化引向“下水道化”，即形塑一种西方式的“下水道政治”或“下水道文化”，而中国特色将在这种政治或文化中丧失自己。其实，历史上何曾出现过如此便宜的事：我们学点美国的技术甚至制度，就真的成了美国?此后再也不用哭着喊着去移民了?
我非常怀疑我们的民族已经生成了某种一以贯之且封闭静止的所谓“中国特色”或“民族性”，这种东西更适合在它死亡时作为一种完成了的形态进行讨论。在历史尚在进行时过多地讨论民族性，等于放弃对它的普世性的要求。但无论我们伟大还是卑微，都不应该独创一套人性的标准来对待。从历史上看，我们既不是命运的选民，也不是弃民;我们既不应自怨自艾，也没理由自高自大，我们比平均水平的民族性既不高出太多，也不低出太多。用我们的民族性拒绝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文明成果是陷我们的民族性于不义，把它置于任何普世文明的对立面。而单单停留在民族性之中，并不意味着停留在真理之中。
权力的高蹈与“经营城市”
笔者相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对青岛下水道的热议，更多耦合了我们对理想城市的想象与建构。笔者在《世界上古史》课上给“城市文明”从现象学上下过两个定义：从肯定的维度上，城市文明指公共照明系统，它使大量人口的聚居在道德和秩序上成为可能;从否定的维度上，城市文明指处理雨(水)污(物)的能力，集中体现于下水道系统，它使人口聚居在卫生学上成为可能。笔者把印度河文明视作城市文明的起点，也是因为这里的城市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就达到了这两个指标。而按照这两个指标，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文明仍处在跛脚的状态。
笔者曾在《读书》上撰文写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大举施行整容手术以来，在公共照明系统上已经历了几轮“推倒了重来”的运动。笔者当时要表达的是，这种以环保的名义进行的大拆大建，从设施的精神损耗或提前报废的角度上看，其实未必是真正环保的。而置于今天的议题下，即观照以我们在城市下水道系统上的不作为或懒政，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城市建设在这两个空间下会呈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地上城市在永不止息地追逐“(交通)更快、(楼房)更高、(照明)更亮”，而在地下城市，我们的下水道甚至连明朝永乐年间的排水设施(团城)还不如?
类似的疑问还有：为什么我们的奥运场馆如此辉煌灿烂，而与民众生活相关的体育设施如此匮乏而破败?为什么我们的载人航天飞机已经进入外空间，我们还有偏远山区处在刀耕火种的史前状态?为什么我们的广场有多恢弘壮观，我们的居民区就有多肮脏不堪?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越办越豪华，农民的孩子越来越读不起书?而这个患有致命肠梗阻的北京，正是那个集全党全国全民全军之力(包括乞丐和流浪汉)举办了历史上和世界上最宏伟最整齐划一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奥运会的北京。
美国学者理查德•桑内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中认为，权力需要借助仪式来保持其活力与运行，而仪式最适合在城市空间中排演，因此，城市空间的建筑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和权力的渗透与影响。需要补充的是，在权力关系作为社会宰制性结构的背景下，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只要把思考力在诸如“窗口单位”、“形象工程”、“献礼工程”或“地标建筑”这些深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上稍作驻留，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概念都假定了一个外在的居高临下的视角的存在，这个视角在抽象的意义上可以是“人民”、“群众”、“外国友人”，甚至可以是“历史”本身，但在现实性上，它指的往往就是“上级领导”。那种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兼夹道欢迎的权力临幸方式，本身就已经是对该城市空间建设的政治肯定，而这种肯定将决定城市管理者的政治前途。
正是从这种视角中衍生出了所谓“经营城市”的理念。这种把城市当作企业来经营的结果，便是城市自身主体性的丧失和去意义化。经营企业的动力当然不是企业职工的利益，经营城市从根本上也不再从城市自身的利益出发，它的意义要由那个居高临下的视角来赋予。而这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必令城市经营审美化，城市是否适于人的生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适合观瞻，有现代感，有国际范。城市由此成为经营者和设计者的城市，成为各种现代、后现代建筑流派的竞技场和试验场。在与世界无名大都市的想象性接轨中，中国的城市千篇一律地失去了从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风格;在公共建筑外在压倒功能、形式大于内容的形式主义狂欢中，中国的城市个个都像一个巨大的白日梦，这样的城市已经丧失了让市民正常入住以及正常生活的能力，“7•21事件”过后一场有关大雨的天气预报就足以让北京市民仓皇出逃。
“下水道政治”与政治的下水道
像大部分内在的或真实的事物一样，下水道是丑陋的，权力不会选择到这里来进行排演，它修得好与坏自然也与官员的升迁无关。但它与城市自身的地理主权有关，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有关。没有那么多令领导人产生挥毫题词冲动的立交桥他们可以活，没有那么多摩天大楼和中央商务区他们可以活，没有那么多“高尚社区”、“贵族府邸”，他们或许活得更好，但没有通畅的下水道，他们却会死。因此，如何在制度设计中让这些本来就存在于城市的深处和细部的，本来就散漫却真实地生长于地面或地下的视角、观点、利益、诉求、建议浮现出来，以法律和政治的形态进入决定城市建设的动力体系中，就成为解决下水道问题的制度前提。
一句话，下水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下水道政治”的吁请。所有的权力都是恶的，这种假定对于任何的政府都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获得，否则，掌握权力就是一种极度自私的行为。因此，政治学中比“权力属于谁”更重要的问题是“权力如何使用”或“权力如何限制”。以“下水道政治”平衡乃至取代高蹈政治，将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的高蹈对众生疾苦的超然态度，让“人民”的概念在政治上重新得到昭雪，并且恢复每个个体在“人民”中的肉身性在场，真正实践总书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理念。
或许从历史上，“下水道政治”作为一种制度确乎起源于西方，但我们不允许把它与西方永久地唯一地联系在一起，仿佛我们的老百姓命定不能当家作主似的。我们完全有能力以自己的政治文化与之对话，使其内容真正获得超越西方的普世性，既防止让它成为西方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又对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属于我们的独特贡献。我们成功的村级自治试验已经向世人表明，我们最基层的民众也都具备了自我治理的能力，同时也有力驳斥了那些以“民众素质太低”为由剥夺他们参政资格的别有用心的观点。之所以说这些观点“别有用心”，是因为所谓“民众素质太低”的说法其实是对中国政府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的诋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政治，“下水道政治”从政治技术的角度上不但可以让民众分担过于集中的政治责任，消解有关政治合法性的终极诘问，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也可以为不良的政治情绪提供排遣的安全通道：这些政策可都是在你们参与的前提下做出的呀!“下水道政治”由此也为既有的政治结构增建了一条安全的政治的下水道，而这本来就是“下水道政治”的题中之义。
“7•21事件”的第二天，媒体就长篇累牍地讨论“北京精神”、“北京的温暖”一类概念，把一种共同体内部作为底线伦理的守望互助不体面地据为己有，为之盖上“北京精神”的印章。与此同时，出租车司机再度成了排泄情绪垃圾的下水道，人们纷纷谴责所谓“个别”出租车司机的漫天要价，见死不救甚至“发国难财”，仿佛他们当时只要全负荷运转，北京城的悲剧就可以避免似的。问题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很多连“北京人”都不是，又怎么可能与“北京人”这个排外的城市共同体同舟共济呢?我们不能只到需要排放制度污水的时候才想起他们呀!就像我们不能到暴雨倾盆的时候才想起下水道呀!
城市不为什么，它本身就是。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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