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楷素描像，袁熙坤绘
1997年11月8日深夜，时针跳过零时，刚刚进入第二天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伍修权同志病重，请你迅速赶到医院。”我立即通知司机备车，赶往医院。但遗憾的是，没等我和伍修权见上最后一面，他已经撒手尘寰。想到数月前，徐惠滋和我代表总参，向伍修权祝贺九十大寿的欢乐情形，我不禁感慨。
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伍修权的生平，其中说道：“1975年4月，伍修权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伍修权同志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参与了大量的军事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于1992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主要接替伍修权的接班人徐信副总长的工作，分管的也是情报和外事工作。因此可以说，伍修权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前辈。
我第一次见到伍修权，是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当时，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一次率团出席外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回程中，路过民主德国。在看望使馆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给我们作了一个精彩报告。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这场报告的具体内容了，但对伍修权生动形象的说话特点还保留着深刻印象。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生分裂，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这些外事工作者，该如何在外事场合表明立场，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伍修权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可以起立鼓掌，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只鼓掌不起立，哪些发言内容我们要不作表示，都应区分得清楚明白。这使我很受启发。
我们都知道，1950年11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时，慷慨陈词，既严厉驳斥了美国及其同伙对中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又痛斥了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后来，我们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外交，都把他的发言作为范文朗读。
我在60年代初次见到伍修权，亲耳聆听他的报告，我开始理解到，外交工作除了禀持正义、慷慨陈词外，还应该包括许多智慧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我又被派到联邦德国工作。在此期间，伍修权成为分管我们工作的总参领导。一次，他途经联邦德国，专门找我谈话，原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想调我去当秘书。“我是征求你的意见，但也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因为这是中央领导的意思，实际上你必须服从。”伍修权开门见山地向我亮出底牌。
能够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光荣的事。但我也有不情不愿之处，因为在联邦德国，我工作顺利，专业对口，不忍舍弃。我把这种心情向伍修权作了简短汇报。
我的话音刚落，伍修权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那么，你说怎么办?”伍修权问，目光和善地注视着我。
作为分管我们这项工作的总参领导，能够在一个人事调动上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这使我很受感动，既感动于他对我的器重，又感动于他对我的信任。我说：“首长，请让我先做做收尾的工作，等这儿的工作交接了，我马上去中央领导那儿报到。”
这是我的“缓兵之计”，我想缓几天看看情况，同时也调整一下心态，为未来新的工作岗位作些准备。
伍修权最后说：“请你放心，如果你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不顺利，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这句话是颗定心丸，我放心了。
这个工作调动计划几天后有了变化。调我当秘书的那位中央领导由于身体原因，工作范围作了一些调整，不再需要我了。这样，我就安心地继续做我熟悉并且喜爱的工作了。
那一次在联邦德国，我还当着伍修权的面，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在我陪同伍修权会见外宾的时候，伍修权随口吟出一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做翻译的，最怕的是临时碰上需要翻译的成语谚语或者诗歌了。但伍修权话音刚落，我就把这首古诗翻译出来。不但译出来了，还使外宾理解了这首诗的妙处，赢得满堂喝彩。伍修权对此很满意。
1984年9月，已经是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提出来要请我吃饭。作为后生晚辈，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原来，伍修权是要酬谢我对国际战略学会工作的帮助，当时他正担任这个学术机构的会长。没想到，1997年，我也成为这个学会的会长，而且一干就是10年，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时候，伍修权将一本刚刚出版的《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签名赠给我。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签名书之一。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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