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面临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而北京对此的反应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
首先，中国的房产泡沫正在缩小，但中国经济似乎仍然在遭受产能过剩之苦，这体现在对生产资料的过度投资，包括工厂、零售店和基础设施。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我们所持的经济学流派的立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Keynesian economics)主张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即所有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决定了经济的稳定，并且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进行积极的干预。而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强调政府的政策常常事与愿违，让情况变得更糟，而非更好。它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A.Hayek)开创，并且在当今受到众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拥护。
各经济流派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遭遇滑铁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强调过投机泡沫的风险，而这种泡沫似乎已在中国的房产市场形成。
凯恩斯主义者可能认为北京有能力和手段来刺激总体需求。比如，中国政府可以调整利率和银行准备金要求，命令国有银行维持放贷或者动用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外，中国政府似乎还有很多准备上马的基建项目可以帮助其经济实现软着陆乃至再次回升。
奥地利学派则提出了一些更令人担忧的看法。一直以来，中国的投资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40%~50%。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是很难合理利用的，尤其是在经济上有偏袒现象的环境下。况且这种投资率本来就是人为推高的。
北京经常被指操控人民币汇率，以补贴其制造业。政府还将国内储蓄吸纳进国有银行系统并向政治上受到优待的企业提供补贴。而且中国政府似乎特别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所有这些都使得其经济朝着某个异常的方向发展。
奥地利学派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无法充分利用其过度补贴的投资。一开始，这些投资可能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和收入，但随着经济周期的运转，新的边际投资收益下降并且投资分配易受腐败的影响。早期那种炫目的繁荣景象逐渐消退，并且突然之间，一些投资的决定就显得不明智了。这种复合效应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这并不是由于总需求太低，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商品和服务的比例上持续失衡。
为使投资正常运作，中国政府几乎一定会继续动用政治手段，比如通过国有银行的贷款来支撑那些境况不佳的企业。但无论这些企业的境况是否好转，这些投资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这最终将对经济造成破坏。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对市场的纠错能力并没有凯恩斯理论主张的那么高。
此外，要有效地刺激中国经济正在变得更加困难。近年来，中国资本已经加速外流，并且在中国政府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中国企业变得更加国际化并学习和制度博弈的情况下，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市场力量正在推翻或者排斥国家主导的投资模式，这再一次映证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个核心主张。
在西方经济体中，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主流经济学家中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难以解释为何众多投资者被卷入不正当投资，尤其考虑到传统奥地利学派主张市场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但在中国，人为的投资补贴是如此显著乃至奥地利学派的视角可能更适合这里。
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和过度建设是可控的，目前过度投资的局面可以得到维持，但不用支撑太久。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将很快进入自然轨道以支持目前的资本结构，并且中国经济的衰退只会是一次小小的打嗝，而不致崩溃。
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已然严重，政府为维持投资而继续提供的补贴会极大地限制消费和扭曲资源分配，以致中国经济会陷入停滞。在他们看来，政治手段将超越市场力量而主导投资分配，通过国内消费来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想法将成为遥远的记忆，并且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和经济自由化上面临更大的困难。在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中国可能无法回到原来的增长轨道上。
显然，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笔者看来，我们可能发现中国经济会有一段显著而持续的动荡，这更接近于奥地利学派理论的预测。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世界历史上那些维持30年以上高速增长的国家有几个没有发生一些经济上的波折呢?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保持乐观，却同时不得不为其经济周期中的下一个转折点感到担忧。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多次令世人瞩目，而这可能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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