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据说是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当然主要是集中财富、集中资源。谁来集中呢?政府来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准确表述，就是把尽可能多的财富和资源都交给政府去掌握，交给政府去调度，去办政府认为值得办的大事。
集中财富、集中资源靠的都是权力，必须先有权力的集中，才有财富的集中和资源的集中。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本质上，就是集权体制。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优越性，等于说集权就是优越性。
要害是集权，关键在利益。集中财富、集中资源的结果，是崛起了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以致民间流传一个金句，叫做“办企业不如办政府”。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固然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实际生活水平，平均起来至多也就一个小康。不说距离发达国家，就是距离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都还差得远。政府的富有却可以是世界第一，让所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
政府到底富到什么程度?
当下中国的财富结构，是头重脚轻。即，政府与社会之间，财富比例过于不对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会让政府控制如此大比例的财富。
财政收入持续超常规增长，且增长来势凶猛，速度快，规模大，是学界公认的。自上世纪末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从百分之十稍多达到了目前的百分之二十几。不仅如此，此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GDP增速的两倍以上，新世纪以来很多年份甚至超过百分之三十，这即意味着，新增加财富每10元有6元多或2/3，被国家收走。
但政府拥有的不单是财政收入，有专家统计，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分配比例大致是，差不多76%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1/4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不过21万亿左右。相当程度的国富民穷，至此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
但这还只是就显性资产而言。不能不承认，据称已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当下中国，庙堂反复承诺的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大多停留于口号，实际运行中，要素资源主要还是政府配置。政府通过对要素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对关键行业和产业的垄断性控制，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划权、审批权，在所谓市场竞争中无疑占据绝对主动地位，犹如控制着水龙头的开关，它想要素资源流给谁就只会流给谁。这对财富分配潜在然而决定性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财富结构，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型的财富结构。头即政府与脚即社会之间，财富比例过于不对称。概而言之，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据称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会让政府直接控制那么大比例的社会财富;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据称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的集中度会那么高。
财富高度集中的恶果
其实，数字和逻辑都是灰色的。政府的富有都在街上晒着，那就是富丽堂皇超过5星级酒店且体量巨大的一栋栋政府办公大楼。甚至区区镇政府办公大楼，气派都往往超过了美国白宫。政府的富有都在街上跑着，那就是一排排豪华公车;政府的富有都在天上飞着，那就是以各种考察为名涌向欧美的让人望不到尽头的公款旅行团;政府的财富都在饭局上摆着，那就是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名烟名酒。
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这样富有，更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政府敢这样晒富。这肆无忌惮的晒富本身就说明，聚敛能力举世无双的中国各级政府，驾驭财富的能力、管理财富的能力却只能在世界上叨陪末座。
集中财富本身并没有错，西方福利国家，其福利制度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财富的集中。但人家的财富集中无一例外都以如下原则为前提:
第一是程序原则，即每一分钱的得来都必须是完全合法的，即都是纳税人知情的、经过了纳税人同意的。
第二是透明原则，除了国家机密，每一分钱的支出也都是完全公开的，都是纳税人知情的、经过了纳税人同意的。
第三是有限原则。即财富和资源的集中限制在一定比例内，最大限度地尊重私有财产，保证藏富于民。绝不因财富和资源的集中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秩序。主要财富仍分配于私人和社会手中，集中起来的财富只处于辅助地位。
第四是制衡的原则。即财富和资源的集中，跟权力的集中截然分离，不因财富和资源的集中导致权力的集中，动摇整个分权制衡的宪政框架。财富和资源集中起来之后，不仅只能用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而不是用来示恩社会乃至控制社会，而且支配那些财富和资源的法定程序，也充分保证了社会的主导权，怎么用归根结底都是社会说了算，即集中起来的财富和资源，主权是明晰的和确定的，都仍然属于社会所有而不是政府所有。财富和资源再怎么集中，产权上都无关政府。社会始终像盯贼一样的盯着政府，防止政府借机揩油。政府因此根本没有任何自利的空间，只是扩大了政府服务社会的义务。所以，财富和资源无论如何集中，政府都不可能富。
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政府不仅富，而且富甲天下。更致命的是，这个富甲天下的政府，其财富和资源的来源往往是可疑的，没有合法性，即纳税人不知情，不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而且形形色色的无度聚敛，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秩序构成了巨大挤压。
这最终带来什么恶果呢?最大的恶果就是失控。又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的失控，第一是聚敛的失控已如上述;第二是财富和资源用途的失控。用途失控最新的例子，是北京“7.21”水灾。一场大雨就让中国的首善之区付出了至少77人的生命代价，原因之一，即排水系统的长年失修;而这长年失修，原因则在投入不足。但北京市政府并不缺钱，刚刚才宣布，为了迎接十八大和国庆，仅仅用于大街摆花，就要投入5000万元之巨。用于政治口红的投入可以豪气冲天，不计代价;用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保障人民福祉、尤其是为弱势群体生存托底的社保医保、义务教育及诸多公共设施的民生投入，则往往斤斤计较，比挤牙膏还不如，点点滴滴断断续续，一点不怕寒碜。已经很寒碜的民生投入，也颇多跑冒漏滴，真正用到民生上的往往十不过半。
这方面的故事如果累积起来，会是好多本书的篇幅，这里就不展开铺陈了。但所有那些失控，其实都不算最大危害。最大危害是什么?至少三点：
其一是在心理上对政府的毒化。越是巨大利益，腐蚀性越强。政府成为巨富，事实上是利益俘虏了政府，让利益成了政府的鸦片，会最终导致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异化，就是如经典作家一再警告的趋势：国家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国家只是手段，本来是为社会量身定做的。但是如果国家成了凭借强制性职能掠夺社会的财富黑洞，这种吸食就会上瘾，对财富黑洞的依赖就会须臾不可离。那么国家本身就成了目的，社会反而成了手段，成了为国家量身定做的社会了。新的全能国家体制，即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国家体制，就会越来越固化。
其二是政府的自利机制养痈遗患，寄生了一个一个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创造任何财富，唯一功能就是消耗财富，即以政府为总平台，以公权力为总杠杆，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公共利益名义为借口，从政府集中的财富和资源中疯狂地分肥。体制是他们全部利益的来源，相应地他们就成了体制最铁杆的政治近卫军。任何改变对他们都是噩梦，都是他们拼命反对的。这就为中国社会转型制造出一个一个巨大的拦路虎。
倒金字塔型的财富分配模式，是社会最危险的因素
头重脚轻的财富分配结构，最大限度地削弱了社会自卫的财富基础。社会无力驾驭占有财富和资源比自己大N倍的政府，无力保卫自己，以致最近几年国进民退势不可挡，这不只表现为经济
领域：强大且不断升级的网络长城，遍布城乡的摄像头，武装到牙齿的防暴队伍……以不断升级的国家强制职能即凭借硬控制，来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增长，似乎已成思维定势。当然，硬控制的同时也会配合各种补偿、赔偿等或
明或暗的交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而所有这些都靠烧钱，以致一年所谓维稳经费竟达六千多亿之巨，凭啥?不就凭政府集中的雄厚财力?
进而还会导致一个错觉：只要不差钱，没有摆不平的事。于是不管社会矛盾和冲突怎样增长，不管社会问题如何积累，只要没有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乌纱帽，就都可以不以为意，都可以拖下去。只摆平，不治理;有统治，无治理，就成了常态。懒政惰政就成为习惯，成为路径依赖。那么随着政府财力的不断增长，社会问题反而更难有解决的机会;社会危机的地上悬河，反而越堆越高而渐渐逼近极限。
“一切操之于我”的财富分配模式，即倒金字塔型的财富分配模式，是我们社会最危险的因素，已无可争辩。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不以约束政府的掠夺之手为前提，如果不以彻底切断财富与权力的通道为前提;如果不以提升政府对财富的精确管理和精确使用能力为前提，就必然蜕变为集中力量为政府自己办大事，而不是集中力量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明确一个观念：怎么样集中力量都不应该增进政府自身的财富，富政府是一个可耻的政府。政府必须有能，但绝不可以富，绝不可以自利。
也就因此，一切不针对富政府的改革，一切维护政府自利行为的改革，都是耍流氓。即，一切不以分权制衡为前提，不以约束权力、遏制政府掠夺之手为前提的改革，都是耍流氓。改革要上正途，就必须以政府自身为改革对象，以富政府为改革对象。
但是，谈何容易!当下中国政治是典型的压力政治，这压力首先是、主要是社会压力。社会压力到了，体制内的积极因素才可能凝聚，成为力量，上下内外呼应之下，改变才有可能;社会压力不到，则一切无从谈起。这就需要迅速提升社会力量，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力量跟政府力量过于不对称的不正常局面。
办法有两个：
第一是从社会政策入手，通过开放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自治，来发育社会力量，启动公民社会进程，并以公民的集体力量对政府训政，迫使政府以法行政。
第二是从经济政策入手，譬如减税，譬如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来推动还富于民，来保障藏富于民，从而奠定发育社会力量的财富基础。
两点归纳起来，都属于典型的大分权范畴，即社会分权、经济分权。非分权无法形成大社会，非分权不能改变强政府—弱政府的格局。患莫大于无敌，于当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来说，则患莫大于社会的积弱。一个积弱的社会，跟一个颟顸无能只会无度挥霍社会财富的政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传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过时了。当务之急不是集中力量到政府手上，不是怎样提升政府的力量，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对政府对社会都是噩梦。集中力量不是错，关键是怎样集中?谁来集中?集中力量为谁服务?答案显然只能是，按照最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定程序来集中，社会主导的集中，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
而在所有这些方面，早有国际惯例，不需要我们从头发明创造。怎样让国际惯例即人类普遍适用的规则在中国落地，建立有效的分权制衡、约束权力的现代治理机制，保障还富于民和藏富于民，这点上，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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