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运的帷幕徐徐降下，四年一次的轮回又走到了终点。在这一届格外喧嚣的伦敦奥运中，在各种质疑、争论、兴奋与惋惜的话题之外，举国体制又一次被推向了争论的风口浪尖。延续半个多世纪的举国体制到现在。众说纷纭间，民间、官方的言论无非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
支持举国体制的一方如《北京日报》的文章《举国体制是好体制》认为，凡是能够帮助中国提升体育竞技水平的体制就是好体制。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在奥运会上屡创佳绩，已经说明了这个体制的优越性。市场化的体制在西方虽然运转得很好，但移植到中国来却未见得比举国体制更好。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足球在中国则充斥着假球、赌球、黑哨等种种乱象。由此观之，举国体制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促进中国体育发展的最佳选择。
反对举国体制的一方如路透社的文章《奖牌掩盖中国举国体制的代价》则认为，在金牌政绩的举国体制下，运动员不仅从小承受着非人性的训练，丧失了童年应有的快乐，而且单调的训练无法使运动员得到全面的发展机会。奖牌都是非人性训练下的结果，不值得尊敬。国内的媒体也指出，奥运金牌的不断增多掩饰不了中国全民健身的薄弱。
两方的观点貌似有理，却忽略了一个基础但却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要评价举国体制的优劣以及回答当代中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竞技体育制度时，我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我们发展竞技体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衡量一种体育竞技制度的价值，既不是看其是否能促进个人人格的完善，也不是看其能否提升国民的爱国情怀，而要看其能否最大限度地带给大众以快乐。
细细想来，争论双方对举国体制优劣的不同认知，都是基于不同的对发展竞技体育的根本目的的假设。反对举国体制者或许可以被称为理想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从人格发展的视角看待竞技体育。理想主义者相信，个人人格的发展是体育竞技的根本目的。通过强健体魄，锻炼意志，人格得以提升。他们批判举国体制，因为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他们相信中国现行的举国体制对个人人格发展起着遏制，甚至是摧残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拥护举国体制的一方可以被叫做国家主义者，因为他们将体育看作一个国家之间竞争较量的擂台。国际竞技场上的胜利，不仅可以证明一个民族的优越性，一个国家制度优秀的组织能力，更能激发爱国主义情怀，提升民族自豪感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提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对于竞技体育，国家主义者的目标就是赢得国际竞争。国家主义者支持举国体制，因为在举国体制下，中国在国际竞技场上确确实实地稳步提升，其具体表现就是金牌奖牌数的增加。
争论举国体制优劣存废的两方争执不休，事实上是在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举国体制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已经逐渐脱离了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现代竞技体育从根本上来讲，已经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娱乐方式。因此，衡量一种体育竞技制度的价值，既不是看其是否能促进个人人格的完善，也不是看其能否提升国民的爱国情怀，而是要看其能否最大限度地带给大众以快乐。一种能够带给民众更多快乐的体制就是好体制。
在进一步讨论前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本文讨论话题仅限于竞技体育。尽管发展全民运动与竞技体育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从本质上讲是两项事业，其各自的发展规律是不同的。
当代竞技体育事实上早已走出了通过体育修身养性的理想主义时代。随着体育竞技的比赛水平被提升到越来越高的层次，现代竞技体育已经逐渐与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脱离开来。一个运动员如果希望能登上奥运会的竞技场，甚至取得较好的成绩，他必须完全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将绝大多数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比赛与训练中，将从事该运动作为自己的职业，在无数次训练与比赛中锤炼自己。如果做不到这些，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而无法成为真正的运动员。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运动精英们技艺比拼的游戏，而这种比拼是普通人所望尘莫及的。体育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一门职业，对观众来讲则是一项娱乐。也许某些比赛能让某些人领悟到一些高尚的情操，但在大部分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看比赛就是一种娱乐方式。
理想主义者批评举国体制的不够人性化有其价值，但应该指出，举国体制既没有有意识地掩盖训练过程的艰苦，更没有强迫谁去成为运动员，为国效力。可以说，成为运动员，都是有理性的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中国很多项目的运动员来自贫寒的农村家庭，他们选择体育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通过体育比进城打工更有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最终能走到国际大赛领奖台的运动员少之又少，而体制中的失败者的生活也并不如人意，但体制至少提供了改变人命运的一个途径。而那些真正能在竞技体育上做出成就的人，往往都是真正爱着某项运动，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勤奋专注，付出牺牲才能成功，这跟其他的行业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在这个虎爸虎妈文化横行的东方社会中，一个在体操房，运动场上度过的童年，就一定比在各种补习班、各种习题集上度过的童年更痛苦吗?
进入21世纪，竞技体育已走入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生意、一项产业、一类文化活动。
竞技体育在不同的时期承载着不同的政治意义。在殖民主义时代，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被认为是证明其作为国际体系中一个平等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证据。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泛滥的年代，国际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优越性的证明。在冷战时期，承办盛况空前的体育赛事，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则证明了一国国家动员能力的强大与意识形态的优越。
进入21世纪，竞技体育已走入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狂热早已消退，竞技体育已逐渐不再被大众视为国力强盛、种族优秀与意识形态优越的象征与证明。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生意、一项产业、一类文化活动。同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一样，各种体育比赛早已成为了人们寻求刺激、追求多样化生活与寻找偶像的场所。
同时，竞技体育能为其从业者带来巨大的财富。据统计，在2010年美国的体育产业总产值高达4410亿美元，接近GDP的3%，是汽车产业的2倍、影视产业的7倍。每年的“超级碗”决赛都是美国人的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在拥有深厚足球传统的英国，看足球联赛已经同去教堂一起成为了英国人周末固定的活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在体育上的态度总是沉重而严肃，总是将民族、国家这些重担压在体育的身上，而中国的体育产业2010年产值仅350亿美元，还远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
在英语里的Sport一词来自于古法语desport,其原意为休闲。在英语中，Sport的定义总带有娱乐休闲的含义，代表着各式各样的竞技游戏。而中文里的“体育”一词如很多现代词汇一样来自于近代日语，其字面意思是“身体的教育”，与娱乐休闲无关。“身体的教育”的概念最早来自于启蒙哲学家的著作，19世纪逐渐被欧洲各国的国民教育所接纳。中国最早引进“体育”一词也是在清末的幼教章程中出现。然而，中文只接受了“体育”作为“身体的教育”的含义，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来看待，却缺少“sport”作为娱乐与游戏的内涵。
既然当代竞技体育的根本目的是提供娱乐，那么衡量一个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其向大众提供快乐，满足大众需求的能力。
多年来，从举国体制中走出的中国健儿，在国际赛场的不断胜利与不断增加的金牌，带给了国人无数的激动时刻，尤其是在中国缺少国际认同与处境艰难之时，国际比赛中的每一次胜利，都能带给民众振奋与鼓舞的力量。但举国体制唯奖牌论成败，唯成绩论业绩，在资源的分配上不以最大化民众的快乐为目标，而以最大化成绩为指导。而民众快乐的多少却并不与金牌的数量成正比。
其一在于，不同的项目其娱乐性是不同的。像射击、举重这样的项目与足球，篮球等项目带给人的愉悦程度是不可比的。一项运动的观赏性与趣味性，是其能否在世界上流行的关键。
其二在于，观众的口味是会变化的。在中国缺少国际认同，缺少金牌时，任何一个项目的金牌都能给国人带来极大的快乐。但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拿到史无前例的金牌榜第一后，中国观众已经对奥运金牌逐渐产生了审美疲劳。尽管媒体仍然铺天盖地地提供过量的奥运新闻，中国观众中已开始有一部分不那么关注伦敦奥运。奥运金牌带给人们的快乐已经在逐渐降低。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制里，哪里有民众的快乐，哪里就有商机。竞技体育的提供者在利益诱惑下，会更积极地去寻找那些能为民众带来最多快乐的项目。
一旦某项竞技体育能带来快乐，并由此产生丰厚利益，大量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项目。而那些缺乏娱乐性的项目，则难以吸引资源投入。开放的市场体制因此能最有效率地分配资源，把最多的资源投入到提供最多快乐的项目，从而实现快乐的最大化。而一个以奖牌为目标的体制，则会选择花费更多的资源在那些娱乐性不强、市场体制国家缺少投入的项目上，因为这样有更大可能获得金牌，而在那些最具娱乐性的项目上，却在其他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庞大的投入面前，缺乏竞争力。
举国体制最大化了金牌，而市场体制最大化了娱乐。这种体制差异造就了中国队于奥运会上在跳水、举重这些冷门项目上的优势与在足球、篮球这些热门项目上的弱势。而当国内民众开始不满足于夺取冷门项目所带来的有限快乐时，举国体制的唯金牌主义便成为了人们批评的目标。
尽管市场化改革应当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但现实中由国家行政统管的计划经济模式过渡到市场经济模式，改革过程往往伴随着腐败与权力寻租的巨大风险。在市场将大量的资源投入那些带来最多娱乐、获益最丰厚的项目时，原有的行政权力仍掌握着各种垄断资源以影响正常的市场运作。收到操纵的市场最终反映为收到操纵的比赛。
同时，市场对资源投入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如果完全实现市场化，很多冷门项目将无人问津。然而，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给了众多冷门项目以重新包装的机会，在奥运氛围中，冷门项目也能绽放出独特的魅力。不过，市场往往更加短视，经不起四年一次的长期投入。这时，国家力量的长期稳定的支持就成为关键。可以说，正是有国家体制的介入与支持，当今世界竞技体育的多样性才得以维持。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一方面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使更多资源流向娱乐性更强的热门项目，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手段，尽量避免不完全市场化所带来的腐败风险。同时，通过举国体制在冷门项目上的资源再分配，维持中国在奥运会这个国际大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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