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有三位卓越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获取了大量情报，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解放战争中，又有三位杰出的情报人员，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具体负责“后三杰”工作的是罗青长。
2005年9月13日，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熊向晖的遗体告别仪式，适逢陈忠经和罗青长也来追悼，我请他们在熊向晖的讣告上签了名，留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物。
熊向晖出生于1919年4月，享年86岁。
我第一次见到熊向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联邦德国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知，王震同志从英国出访归来，途经瑞士，让我去汇报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问题。在瑞士，我见到了王震，和王震一起听取我的汇报的，还有一位眉目清秀、风度翩翩的长者，王震介绍说：“这是熊向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党组书记。”
对我来说，熊向晖的名字如雷贯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情报人员。建国以后，他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1954年随周恩来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1年随陈毅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2~1967年任英国代办，70年代初协助周恩来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并于1972年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这些活动，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又一次辉煌。
“熊向晖同志还曾经是你的领导呢!”王震说。
对于这一点，我当然非常清楚。1970年11月，熊向晖被任命为总参二部副部长。我当时恰好也在国内，只不过一直无缘与他直接接触。
这次见面之后，我又有10多年没有见到熊向晖。再见面时，他已经离休。在这样那样的活动中，我多次见过他，每次我都热情地与他握手，表达钦敬之情。1995年底，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我又遇到熊向晖，听说他刚出版了《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我就提出要一本签名本。1995年12月22日，熊向晖把他的签名书寄给了我。
熊向晖是我党早期地下工作者，1937年底他作为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到胡宗南部“服务”。其实，当时他已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胡宗南部，是周恩来在“下闲棋，布冷子”。两年半后，随着胡宗南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这局闲棋、这枚冷子的作用逐渐突显。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准备进攻陕北，熊向晖及时获悉情报并报告中央。中央机智地部署朱德给胡宗南发电报予以质问，迫使胡宗南不得不偃兵止戈。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再次成为反共先锋，发动大军进攻延安。胡宗南的这些行动，都被熊向晖事先报告中央，中央果断决定撤出延安，巧妙与之周旋，结果胡宗南的部队几次与留在陕北的党中央擦肩而过，始终没有伤及党中央分毫。当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参观延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时，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只能苦恼地哈哈大笑。对于熊向晖的特殊贡献，毛主席曾经评论说他“顶几个师”。
2007年底，我又买到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3月)。由于熊向晖已经辞世，我便委托秘书找到熊向晖的女儿熊蕾，请她在书上加盖了熊向晖的印章。熊蕾是新华社的一名高级记者，她还把她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康拉德的《吉姆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签名赠我。
增订新版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封面上是一张熊向晖年轻时手持转轮手枪英姿勃勃的肖像。拍照片的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熊向晖将这张照片赠给妻子谌筱华，谌筱华一直将它珍藏在随身的皮夹子里，直到去世。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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