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谈公共外交(CFP/供)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新媒体传播，共同成为时代的标签，形成国际交往的大背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中国，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从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还是对世界的影响来说，中国通过加强公共外交来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都是时代的呼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外交重在实践，有效开展公共外交，离不开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除了政府相关部门和官员应当承担公共外交的责任之外，凡有机会、有能力进行跨国交往的企业、团体和民间人士等都应当在实践中树立公共外交的责任感，培养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
什么是“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可以起到提升本国国际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政策的作用。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这里的“公众”既包括非政府部门的机构和组织，如企业、媒体、大学、研究机构、各种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注：在中国被称为“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等，也涵盖了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如学者、企业家、宗教领袖、演艺界人士等)和广大公众。
如下图所示，“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外交流方式，包括了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双向交流。可以认为，在国家交往活动中，只要是有公众参与的国际交往就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具体说来，其类型可以包括“一国政府与他国公众”、“一国公众与他国公众”，以及“一国公众与他国政府”等多个维度的各种双向交流。
本国政府和本国公众之间各种形式的沟通，有助于政府理解民意和发挥在公共外交中的主导作用，也有助于公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提出建议。这种沟通非常必要，但严格说来不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
公共外交定义图
公共外交包括了我们熟悉的“民间外交”，但比民间外交的内涵更为丰富。也即，在整个公共外交体系中，按照行动的承担者不同，可再细分为政府(负责)的公共外交和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两大类型。这些交流中，有的是直接以促进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了解、提升本国在其心目中的形象、促成外国政府对本国政策的改善为目的，有的交流则是围绕经济、文化等其他具体目标而展开，主观上并非为公共外交进行，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传播和提升本国国家形象的作用，如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主观上是为企业的运营而开展，然而在客观上却成为了东道国公众了解企业所属国家的窗口。对于后者来说，合理有效的引导将会助其由自发上升到自觉，更为科学、规范，取得更好的效果，进而促成个人、组织与国家的多方合力。
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促进外国公众认识真实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对内、对外政策等等。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属性和国际环境的差异，公共外交的目标、范畴和重点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尽相同，因而存在关于公共外交的不同定义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时代要求中国大力开拓公共外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较之从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明显，或有助益或有遏制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新生的事物，既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加之中国崛起迅速的事实，中国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很容易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世界对中国的准确理解尚需时日，在国际舆论中，中国的形象与中国的实际常常严重不符。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帮助国外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等，不仅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并且也深刻影响着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组织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具体说来，中国开拓公共外交的紧迫性离不开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员的往来空前紧密，时代要求中国公众要肩负起和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2011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计1.40亿人次，外国人入出境共计5412万人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3220亿美元。而港澳地区在国际交往、国际合作方面更是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人向“世界公民”身份的转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不仅拥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渠道，而且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过程交织并行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任何有机会进行国际交往的组织和个人来说，积极参与公共外交，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二，中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国际舆论作支撑。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国情，也受制于国际环境，这不仅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也包括国际舆论环境。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家发展是助力，不良的国际舆论则对国家发展有所遏制。要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媒体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更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主动填补早已存在的意识形态鸿沟。能否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包括中国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外政策等有成效地向世界说明，首先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沟通能力。广泛开展公共外交既能增强这种能力，同时也形成政府外交的有力支撑。
第三，开展公共外交是促进西方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冷战思维依旧弥漫在部分西方国家中，严重阻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客观、全面认识。所谓冷战思维，就是二战后的两大阵营在冷战时期处理国际关系所持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如今，冷战虽已结束，但有的西方势力仍然在人为地坚持对立的意识形态鸿沟，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会没有理由地持反对倾向，而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其他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去做，就可能没有问题。这种思维偏执会产生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也加剧了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歪曲乃至攻击。他们连年不断地制造“中国威胁论”等炒作热点，通过他们强大的媒体集团进行传播，致使许多外国公众对中国产生了误解。例如：他们称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是为了取得军事霸权;无端指责中国的各项国内政策;甚至还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诬为“新殖民主义”等等。公共外交所倡导的民众间国际交往，其接触面远远超过政府交往，而且这种交往是最为自然的、文化性的双向了解渠道，因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中国需要通过积极开展这样的活动来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
第四，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他国。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决策判断，使其对华政策产生偏差，这对其自身来说也是不利的。所以，即便是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其他国家也需要正确认识中国。而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可有助于国际社会客观、正确地理解中国。
在实践中培养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
公共外交，重在实践，不仅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为。通过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一项既急迫又长期的工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点是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的方向。有效开展公共外交，需要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层面做出努力。
就公众层面而言，凡是有机会、有能力进行跨国交往的社会组织、民间人士，都应该树立自觉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它既是一种自觉性，也是一种爱国情怀的表现。正是公众的公共外交自觉性使传统的公共外交概念得以扩展，中国的公众不只是外国的公共外交受众，而更应该是中国公共外交的积极力量。特别是对于国际交往频繁、国际经验积淀深厚的港澳地区的企业和公众来说，在日常的跨国交往中培养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积极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不仅具有突出的优势，同时也是时代的呼唤，是关系到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于原本就有机会进行跨国交往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在实践中培养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不仅不会增加额外的成本，而且恰恰相反，可以在发挥公共外交功能的同时助益于自身的发展。以跨国企业的运营为例，公共外交与企业所一直致力的国际公共关系在目标、路径上是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助益、具有协同效应的，只要恰当地对相关资源和具体工作方式予以协调，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获得组织和国家的双赢。
总而言之，公共外交是一种广泛的、长期的、基础性的国际工作。它是一种需要全民协力的表达，这种表达由于来源广泛而立体生动，往往是比较柔和的、直截了当和容易被理解的。公共外交的理论虽不具有高深的学术性，但它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高度的智慧，而这样的智慧正蕴藏于民间，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随着公共外交的广泛实践，相信世界各国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正确地了解中国并领略“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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