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30年的全球经济利好的情况下，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全球生产体系，其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如今，决策者们必须应对三重的挑战，那就是欧债危机的出现，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降低。这三个挑战相互关联，任何一方决策失误都会让全球经济进入另一个经济衰退期。
为了评估中国以及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风险与选择，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全球制造”的生产体系。这一体系依托于四个独立却又相互依存的支柱。
第一个支柱即是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工厂”。外资跨国公司联合供应商和承包商，并建立起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复杂的合同关系网，取得了直接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最初这些“世界工厂”的供应链只是小规模地出现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现在他们已经遍布整个中国，生产从填充动物到苹果平板电脑的各种产品。
如果没有第二个支柱，“世界工厂”也是无法建立的，那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这一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和运作主要由物流、能源、道路、电信、航运和港口领域里垂直整合的国有企业承担。这一支柱依赖于计划、大规模固定投资以及行政控制。其质量、规模以及相对的效率对中国的竞争力和生产力都至为关键。
第三个支柱是“中国式金融供应链”，它为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和维护提供所必须的融资。其特点在于以国有银行为主导，家庭存款率高，相对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封闭的资本账户。
最后一个支柱是“政府服务供应链”。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措施，税收和行政许可来影响生产、流通以及金融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许多国外观察者忽视了这一供应链中制度和程序创造力的广度与深度。通过将政府服务与市场利益结合，它常常可以起到保护私有财产，减少交易成本以及降低风险的作用。比如，中国地方政府越来越善于通过提供诱人的基础设施和支持有利于全球生产扩张的服务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以及在社会媒体、人口、城市化以及资源限制方面的巨大变化，这四个支柱正遭遇压力。生产链正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升高，以及生产向更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威胁。同时，全球投资者正在质疑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
中国的专家们正在讨论一个关键的政府治理问题：怎样的顶层制度设计能够让中国采取改革措施来应对国内外的压力?投资者关心的是中国股市的不佳表现，管制风险、政策变动，以及由资产价格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房地产价格、利率以及汇率。
随着这个生产体系的四个要素内部以及它们与整个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日益复杂化，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难以解读。
首先，“世界工厂”崛起的有利条件正逐渐消失。在劳动力、资源、政府规制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国内生产成本一直在增高。同时，西方国家的消费泡沫已经破灭。
其次，中国基础设施的早期成就是建立在廉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上的。但是，撇开现代基础设施不谈，由于内部的低效率，中国的物流成本就占到生产成本的18%，而这个比例在美国，只有10%。
其次，中国金融体制的成功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以及国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对出口生产的融资。但是中国金融体制还必须解决金融包容性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资助中小企业，农村地区以及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上。
最后，如果不稳固第四个支柱，前面所说的三个支柱是无法持久的。直到现在，中国的成功建立在地区政府间和各部门间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指标的积极竞争的基础上。不幸的是，这导致了社会平等、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恰恰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克服来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目前，中国普遍认识到改革需要对这四个支柱进行深入的调整。生产链必须由原来的依赖出口转向内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国有企业的比例，并同时减少价格管控，以有利于市场配置。而国家机器应当专注于反腐，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竞争，降低市场准入并且消除产能过剩。
就金融供应链而言，关键在于解决体制风险，并且重新整合激励措施，以引导投资者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非制造资产泡沫。
政府服务供应链在各个层面上的制度和程序创新制造了中国奇迹。如今，中国需要另一个彻底的制度设计来维持一个平衡的、社会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这一改革已经由另一轮实验开启。在三个新的特别经济区——横琴、前海以及南沙正在尝试发展以创新和知识为基础的服务经济。
当然，这种经济关键依赖于政府管理的质量，其实际挑战在于中国官员如何来平衡创造力和体制创新与社会秩序，从而确保四个经济支柱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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