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数以千计的番禺业主到广州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停建会江垃圾焚烧厂。市政府回应：你们选五个代表出来。有业主想挺身而出，马上被其他业主制止。大家齐声喊：“你们选五个领导出来!”政府当然不可能真的选“五个领导出来”，这不过是业主拒派代表的一句戏言而已。
既向政府请愿，政府要求谈判却不答应，不是很矛盾么?其实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下，这再正常不过：业主不是拒绝谈判，而是根本不相信政府有诚意谈判。因为，历史上引蛇出洞的教训太多。谁真的站出来跟政府谈判，客观上意味着他就是组织者，那么他就彻底暴露了。“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迄今仍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罪名，印证番禺业主的恐惧不无道理。
组织一词之高敏感，组织化维权之高成本，可见一斑。
既然组织化维权高成本，所以，在中国常见的都是个人维权。即便有集体诉求，事先也不敢组织串联，只能各自憋到最后，憋到忍无可忍才瞬间爆发。
有如一场没有任何预警的山洪突然倾泻而下，隐藏巨大风险。压倒一切的维稳应运而生。用官方术语说，这叫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用学者崔卫平的话说，这叫维稳时代。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宣布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都不提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是改革的获利者，利益分配相对均衡，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维持，也就不需要特别的安排。
但是，本世纪初风云大变。主要是因为利益格局大变——权贵分赃体制拔地而起。权贵分赃本质上是权力对社会的进攻，其后果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更是自由化的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端的改革开放，同时启动了自由化进程。正因为有自由化，官方才会在80年代频频反自由化。但反击只是遏止性质，即只是要把自由化约束在一定范围，不是要消灭自由化。这即是说，自由化在中国已经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了。“八九事件”固然是转折点，但自由化并没有因此终结，只是拐了个弯，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领域。
80、90年代的自由化进程，也是庙堂江湖酝酿默契的过程，尝试和解的过程。这带来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过去时代几乎被连根拔除的社会，开始从这弹性空间点点滴滴地生长起来，恢复起来。这是市场化以外，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又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但是，种种制约之下，中国形成了并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弊端之一，是形成一个跟资源金字塔对应的，倒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即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拥有最大多数的社会财富。
权贵分赃一方面批量制造社会不公，不断强化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原有的矛盾调节机制又使不上劲，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不断高涨就注定超出体制的承载容量。照老办法无法维持，新办法则因改革的形格势禁呼之不出。
但总得拿办法。最初的维稳是临时的、过渡性质的。但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维稳也就无法退场。变通之举就渐渐积淀下来，稳定下来，凝固成了一整套独立的体制。维稳至此合法化、常态化和长期化。
维稳从被动到主动，国家的中心任务随之发生变化，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和维稳双中心并重，甚至，维稳的分量某种程度超过经济建设，才有维稳压倒一切的提法。
这是维稳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因应社会紧张而产生，却反过来加剧社会紧张。通常谈到维稳成本，都主要归结为经济上的天价成本，其不可持续都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可持续。但比较而言，社会政治成本其实更大。
维稳时代也是围观时代。维稳与围观的双峰对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特景观。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矛盾的集中突发期，尽管维稳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却压不住各类冲突的爆发。而互联网时代，网络又放大了某些局部冲突，“围观”成为一种特殊的维权现象。
围观发端于2004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该事件以地方当局与业主吴苹、杨武夫妇签订城下之盟而和平落幕，经典地示范了个人如何借助舆论冲破体制重围，以临时集结的社会力量与维稳展开点上的缠斗。2010年微博横空出世，更开创了围观新时代。围观从此突破小众范围，开始跟最大多数普通人对接。这即是围观2.0版，也是围观的一次根本升级。
多年来的围观，没有辜负公众的期待。哪怕它在点上的缠斗成事者十不得一，也比草根个体抗争好得多。是围观改变了这一切，改变了草根抗争者的孤岛状态。的确有很多事情是围观无能为力的，但围观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
尤其升级到2.0版之后，围观对于草根抗争的拉动，更直接也更有力。正因为围观2.0版的倒逼，维稳终于不再那么强悍，终于开始后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弹性。所以乌坎之后，历次公共事件再没有大规模的秋后算账。
这是围观之于中国的最大贡献。但不是唯一贡献。它对人心的启蒙同样是空前的——它不是用书本去启蒙，用高头讲章去启蒙，用抽象的口号、概念去启蒙，而是用事实杠杆即一个一个公共事件去启蒙，用生活杠杆即草根抗争的具体进程去启蒙，向全世界生动演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到底有哪些中国问题?那些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这实际上是在田野中展开的一堂堂人权课、民主课、法制课，总而言之公民课。
维稳十年，是人权和公民权利意识空前普及的十年，也是普通人抗争意识空前强化的十年。总之是启蒙的十年。这除了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进程的推动，公民围观尤其围观2.0版显然是最重要的推手。
(作者系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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