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派运动，超过55万名知识分子被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成为政治上的贱民。到1959年，虽然有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实际上仍然处在另册。到了60年代，身为摘帽右派的曾彦修，居然有机会审案，帮助别人洗刷冤情，也算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风景。
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接见了舒新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谈话中提到舒新城修订《辞海》。舒新城提出，需要100个专家。毛泽东说，那么多右派，现在没有事，你们调去就是了。有了这个话，上海就提出一个调人名单，想调费孝通、陆侃如、冯沅君等学者，原单位不放，真正调到辞海编辑所的右派只有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曾彦修和翻译家李毓珍等两三个人。
编辞海的工作进行到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四清工作队，进驻群众印刷厂，由局长任队长，让曾彦修当队员，派到装订车间的四清小组。小组组长是挂名，不来上班，副组长是个老工人，人很好，但文化水平不高，组员中有两个大学生，两个三十来岁的工人。四清是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工人没有什么经济问题，重心放在清查一些职工的政治历史。一般的工作组员比审查对象小一二十岁，对什么叫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杜月笙、黄金荣都不了解，讨论历史问题摸不着边，只好请曾彦修介入。曾彦修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延安时期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宣传部任职，建国以后还担任过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领导职务，其政治经验和文化修养，与其他工作组员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又没有在车间公开他的摘帽右派身份，所以他不但参加了对一般职工的审查，也参加了对几个党员的审查。这个车间职工约200人，政治审查对象有30个之多。
60来岁的李某，公私合营前是一个装订作坊的小老板，雇过十几个工人。他被怀疑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务，资助过国民党浦东游击队。曾彦修提出，审查别人的问题，最怕始终不见面，背对背乱猜，最好直接谈话。他和李某夫妻分别谈了话，李某妻子提到1948年国民党大逮捕，三个中共地下党员躲到她家楼上，藏了两三个星期。她买菜都不敢让人看见，倒马桶都要躲到晚上，不然邻居会发现家里有了外人。她说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曾彦修觉得这种事不大可能编造出来，于是建议工作组派人去市总工会查问。一问果然有这三个人，一个现任某厂党委书记，一个是某区工会副主席，一个是市工会的中层干部。找到他们当面调查，证明李某不是反动资本家，而是一个冒着风险帮助过共产党的进步资本家。国民党浦东游击队更是子虚乌有。他只是寄钱给做生意有困难的朋友。
年近60岁的朱某，戴着“汉奸反革命”的帽子。曾彦修看了档案，找他谈，他说自己原来是江阴县的农民，抗战时共产党让他当“两面村长”，白天应付伪政府，晚上走几里路到根据地汇报情况。敌人要献铜献铁，经党组织同意，他把差的交给了敌人，好的都运到了根据地。曾彦修感到这样的细节是真实的，要想编造肯定漏洞百出。于是派人到他的家乡调查，果然他是共产党指派的应付敌人的村长。给他戴“汉奸反革命”帽子的是上海某区公安局，工作组与区公安局沟通以后，区公安局承认弄错了，说，你们来了这么大个工作队，调查出来比我们容易说话，如果我们说，动不动就说我们右倾、投降。
工人胡某，被怀疑是特务分子，有历史问题。但他自称是新四军，过去是党员。曾彦修找他谈话，他说自己1944年被抓壮丁，当了伪军，后被新四军解放，在新四军入了党，当了某师长的警卫员。打仗到过信阳，到过渤海，后来到了江阴要塞，请假回上海，再未归队。怎么找这个师长证明，工作组其他成员觉得无从下手，曾彦修说，当时的师长，现在中央军委、国防部都有名字，写一个情况，通过市委组织部，请市委办公厅转国防部办公厅就行了。信发出后，不到两个星期，收到来信，说那个师长现在是海南岛某舰队司令。这个司令也回了信，证明情况属实。说他派人回上海两次，找这个警卫员，没找到。现在联系上了，很开心。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最后，曾彦修为这30个审查对象一一写了结论，结果是，按当时的标准，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以阶级斗争为纲，频繁发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成为思维惯性，其后果必然是扩大敌情，酿成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无辜者受到伤害。如此治国，不可能长治久安。
曾彦修正直善良，早在1951年4月镇反期间，他主持《南方日报》时收到政法部门宣布明天要枪毙140多人要登报的文稿，一看罪状内容空洞，感到这样登报对香港、海外影响都不好，于是斗胆给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打电话反映情况，叶剑英连夜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执行。后来虽然救下来人没有几个，毕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
1979年，曾彦修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重新担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他今年已经93岁。90岁时写了一首自寿诗：“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我这辈子没有贡献，但是没害过人。我死了，不管马克思、阎王爷责问我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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