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不能有效地转型升级，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关键之关键在于能不能继续推进旨在建设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中国现在的体制是一个速度型体制，在推进GDP总量增加上有绝对优势。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刺激创新的体制，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体制。不是什么都可以叫做改革，只有旨在建设具有激励创新功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才可以叫做改革，未来的改革可以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在制度安排上扼制“官本位”
为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所有的机制以及价值取向都与市场经济相吻合，我们必须纠正“官本位”，在制度安排上扼制“官本位”。
官本位是自然经济、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并且与之相适应。自然经济和封建等级制度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来自上层的集权者遵循的是对整个社会旨在统治、而不是激发其激情的理念。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框架下，不仅经商、经营企业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不提倡，从事农耕事实上也处于社会的底层。社会通行的价值取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那时候虽然也有教育，但这样的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八股文章，目的是为了科举、为了当官、为了功名。整个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一条，于是有了范进们的悲哀，有了科技、商业的不兴，以及整个社会周而复始的落后。
计划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延续和发展了“官本位”，甚至有把“官本位”做到极致的倾向。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是纵向从属关系，纵向从属关系也就是等级和官员。是靠一级一级的行政体制制定计划、组织计划和实施计划的，是靠一级一级的科层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处于各级科层的人都有行政等级，因为其工资分配也几乎是全国统一的、按行政等级分配的。所谓的“科级”和尚、“处级”和尚大概也是由此而来。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也有行政等级，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之所以盲目扩张，一是因为约束软化，二是因为规模扩大可以提升行政等级。计划经济体制与自然经济、封建等级制度虽然都有着“官本位”的倾向，但“官”的授予途径是不同的。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官”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计划经济下的“官”是上一级组织或某个个人任命的，因而存在着取悦上级，在贯彻上级意图的过程中层层放大的倾向，说大话、假话的现象并不鲜见。
市场经济是横向联系，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为公民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甚至是“不管”经济的。市场经济下社会之所以需要一定的行政职位和行政人员，是因为社会秩序的需要，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或者说“官员们”并不高人一等。当社会把它的最优资源分配于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时，这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就会最大化，社会才会健康、稳定的发展。
由于“路径依赖”，我们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但却保留了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官本位”，而且“官本位”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了极致。“官本位”的危害在于：1、人力资本的浪费。很多专业学得不错，很有发展前途的专业人才争着去当官，对所学专业是一种浪费。假设比尔•盖茨当一个什么副主任对社会贡献大呢，还是从事他的专业对社会贡献大呢?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多了一个小官僚，少了一个优秀的专业人才的现象。2、机构臃肿，因人设事，人浮于事，一个单位有多个副职，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3、腐败寻租现象相当普遍。“官员们”手中的权利是寻租的基础，官越多，寻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看到，被调查处理的腐败官员几乎都有情人，腐败官员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与情人交换。4、当“官本位”蔓延到教育、科研领域的时候，危害更大。如果在大学里，学生、教师对各种官趋之若鹜，教授们更看好当处长，那简直是大学的变异和悲哀。当按照行政背景分配科研资源，那些有行政背景的人就会充当“包工头”。当各种奖项几乎让大学校长及“官们”囊括的时候，我们科研创新的落后就不难理解了。5、吃皇粮的人越多，老百姓负担越重，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上层建筑。6、由于官道狭窄，几乎各级官员中的相当多数都在活动升官。进一步升迁无望的失意官员，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7、“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使一些官员们经常口出狂言、做狂事，人民群众极为不满。改革“官本位”已迫不及待。
政府架构下的审批制度必须改革
计划经济的特征是计划统一编制，项目统一审批和分配，由于计划者的知识、信息有限，导致了整个计划经济的低效。
我们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但却保留了计划经济最核心的审批。计划经济让计划者判断，市场经济让企业、企业家判断，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由政府审批且应当是谁论证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即使此类审批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对于竞争性项目，完全应当由投资者自己决定。由于投资项目的命运与投资者休戚相关，他们会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审时度势，做出投资或不投资的决定。如果一个项目前景不佳，即使能筹到投资资金，投资者也会及时中断投资。
审批制度的存在产生了无限的寻租机会，加剧了腐败。审批制度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一位省长曾经说他之所以把50个图章集中在一上午盖，是因为这些图章代表的单位都是从上边来的，他自己也十分无奈。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审批的低效。他举例说，在秘鲁要注册一家只要一、两个工人就可以运行的企业，每天花6小时，需要289天才能完成相关手续。在埃及，一个人要想在国有沙漠上获得合法注册的一块土地，他至少要完成77道官僚程序，与31个国家和私人机构打交道，这可能需要花去5~14年的时间。通常，欠发达国家审批相对于发达市场国家要多得多，并由此有意无意地创造诸多的寻租和腐败的机会，这些正是发达或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由于审批，致使两个“非公有经济36条”迟迟难以落实。在国务院的强烈要求下，相关部门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地公布了具体落实的42条。我们实在不能给“42条”乐观的评价，因为主动权、解释权、以及如何落实的权力都在审批者手中。审批者是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体，保护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团体。当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平等进入，也就阻碍了市场经济应有的竞争和效率。
审批的问题绝不是审批制度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应当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改革政府架构，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扮演重要角色、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部门应当取消，代之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机构。
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表述过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管主管意图如何，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安心地长远发展，使得相当多数的民营企业家“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有的则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20年过去了，我们对此问题应有新的认识，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从“三个有利于”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或者给出新的解释，让民营企业无后顾之忧地安心在祖国的大地上发展。
彻底扭转教育科研行政化体制
教育方面需要改革的很多，其中的泛行政化更应当引起重视。在科研资源分配，职称评定、科研奖项分配、带研究生等诸多方面，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有着诸多的方便，致使教授们对处长的位置趋之若鹜。于是有了一些新上任的校长，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公正，声明在任职期间不申请课题，不带研究生、不评奖、不申报院士，以这样的承诺赢得师生的信任。办行政化的风气非常不利于教师安心教学与科研。
科研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通常能搞到课题但却没有时间去做，于是，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组织一个班子为自己作课题，这方面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的。有的科研单位年轻人千辛万苦地做了一个研究项目，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却按级别挂好几个领导的名字。在科研奖励方面也是如此，有的大学的校长或书记几乎包揽了所有的文科方面能评的奖项。于是我们虽然有了诸多科学研究成果奖，名垂青史或具有社会广泛影响的却寥寥无几。
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思维和做法，例如吸引人才的“政府津贴”、“百人工程”、“千人工程”等计划，包括培养多少个乔布斯的计划，制造“硅谷”的计划等。此类计划的核心问题在于认为只要给了荣誉，补贴了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百人工程”、“千人工程”计划虽然给了钱(给钱时选的人对与不对姑且不论)但却没有创造出吸引人激励人的机制，没有有利于研究、创新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情况下钱再多也无济于事，制度比钱更重要。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在各种问题上都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我们应当对此有充分的警惕，应当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
发达国家给我们的启示是制度比补贴更重要。梁文道在他所著的《常识》中谈到新加坡的成就时指出，“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人，而且是能不能把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变成新加坡人。”美国也是如此，他写道：“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开放。”例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美国靠的是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造就人才，他们并没有什么补贴，相反补贴却可能造成某种不公平。假定有了补贴，而没有发挥作用的环境，是人才的还得跑。因为对于人才而言，发挥他们的作用，实现自我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美国学者威廉•鲍莫尔在他的《资本主义增长的奇迹》中坚定不移地认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机制造就了人才、激励了创新。他说：“人们可以论证，正是自由市场将这些技术进步变成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正是经济增长反过来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如果此言成立，虽然人力资本的投资仍然会被认为是巨大的技术进步的重要前提，然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对于这个任务来说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因此，在人才问题上我们要从根本上扭转思路：创造有效的机制，而不是“工程”或补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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