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任领导层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以出口和投资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变为消费驱动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然而，这样的转变将是不容易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各种鼓励中国人消费的措施收效甚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算是一个早期的尝试。19%的30岁以下中国人拥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虽然这是个成功的教育入学改革，但未能刺激到消费，因为家庭转而将钱存着用来支付大学学费。类似的故事在商业化的住房市场中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会更多去储蓄，以面对价格上涨的房子。
鉴于中央的消费刺激政策鲜有好效果，新的研究表明，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解决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发布过基于中国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因此为了解贫富差距究竟如何，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的教授李敢(音译)和其调查团队，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了家庭收入调查，随机抽样采访了8,438个农村和城市的家庭。
他们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被广泛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数据)是0.61。这个数字表明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已经相当高，堪比一些非洲国家，如南非和塞舌尔。在美国，这个数字是0.39。
收入不平等是中国低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富人占有绝大多数的中国储蓄。10%的家庭拥有的总储蓄的69%，并且这些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达到了惊人的60%。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约有一半接受调查的中国家庭储蓄，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中国新任领导人陷入困境的地方。一方面，他们希望转变经济方式，通过内需而不是出口拉动增长。可另一方面，中国的富豪们已经花费他们全部的所需，然后口袋里还有很多储蓄。大多数中国家庭储蓄率很低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普通人根本就没有花的钱。因此如果要走向消费型经济，关键就是提高穷人收入。
这也是新任中国领导可以并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方面。减少不平等和促消费的一个有效方法是：转变政府支出的优先次序，不要再大规模投建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发展;进一步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和收入转移。
有研究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对消费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一系列研究，就医保而言，每一美元的政府支出，会增加消费2.36美元的农村医疗保险支出，或4.16美元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出。虽然90%的中国人都有医疗保险覆盖，但这三套医疗保险系统的福利差异却很大。政府应将城市保险福利水平推广到农村医疗保险。
其次，政府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失业保险制度。2012年夏天，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8.0%。到目前为止，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只有医疗保险的30%。而且失业保险金也太少：失业救济金的平均工资只有17%到47%，而美国和德国为60%。
中国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比如对有工作但却不富裕的人免征个人所得税。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印度，如果贫困家庭的孩子继续在校念书，就可以获得有条件的现金支付援助。
今年2月北京发布了新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新政策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远远不够。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对社会福利开支两个百分点，从12%提高到14%。而在美国的比重是37%。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认真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同时刺激中国消费，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钱来做这些。中国国有企业由于其垄断地位，利润颇丰;但只有不到10%的利润转向政府。根据新的计划，北京将要求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超过5个百分点。这还不够。
如果政府能为公民创造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中国工人的生存压力就会减轻，那些用来看病、防止失业、养老的钱，就能更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进而创建成熟的消费经济。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