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深刻阐释和解读了十八大精神，不断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中共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再次发出了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动员令。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改革”是有特定内涵的，其绝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或改动，而是关于执政党和国家各方面的重要体制、机制的变革，是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共在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长时期全局性决策失误后的自我“救赎”，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自觉地在新时期领导的“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或者说，本质上是一场前无古人的“自我革命”。其根本目的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的期待，在领导国家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拓展党的执政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证中共“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着重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实际是由中共面临的执政危机所推动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当代中国是大危机推动大改革;小危机促进小改革;没有危机就无需改革;对潜在危机高度警觉，就未雨绸缪，主动改革;对现实危机缺乏敏感，麻木不仁就不会改革;忧虑改革诱发更大危机，就不敢改革;恐惧改革触犯特殊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就阻扰改革。有危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危机文过饰非，自我陶醉才是最大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具有危机转化能力的政党，其领导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历史反复证明，中共正是不断地通过将生存危机转化为历史转机，把执政危机变成发展契机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壮大，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早在长征途中，数万红军将士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追堵截的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共产党在最危险的时刻召开了“遵义会议”，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党和军队的实际最高领袖，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正确的道路;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之时，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转机，不仅极大地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悲剧和所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导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诱发了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就不可能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抉择;而假如没有当年的“政治风波”，“东欧剧变”，特别是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我们也很难想象会有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那样的划时代文献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可以说中共正是在不断地成功经受重大危机的挑战中，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和改革的巨大成就。
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中共的最高决策层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充分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高度警觉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中存在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中共不断重申“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复告诫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一再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尖锐地对党的高级干部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目前，在国内外引发高度关注的“薄熙来案件”和“乌坎事件”所标志的中国高层政治危机与基层治理危机，再次给了中共最高决策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从而切实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使“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成为可能。
然而，“薄熙来案件”所标志的高层政治危机和“乌坎事件”所标志的基层治理危机，并不只是具体和个别的体制机制问题，其尖锐地暴露了内在极其深刻的社会价值冲突和意识形态对立，从而决定了如果没有更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价值清理，实质意义的改革就难以真正推进，这才是更大的危机。
毫无疑问，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但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国家硬实力显著提升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邓小平同志当年尖锐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传统痼疾，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有待革除的主要弊端，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已得到较彻底的革除外，其他方面的弊端还有待深入改革，有些可能更为变本加厉。现行体制机制所决定的特权与容易滋生的腐败，缺乏充分竞争和法治保障的市场所导致的绝对贫富差距与相对心理落差，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促使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相互交叉感染、恶性互动，中国的精神版图和知识界陷入深刻的分裂与重组。
虽然这些都属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不发展才是更大的问题。但国家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混乱和集体人格分裂，于是从官场到民间，人们往往已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想“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者有之，想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者也有之;更有甚者假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真行改旗易帜的邪路，如薄熙来之流，公开场合高唱“红歌”，以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背后却干着杀人越货，诲淫诲盗的勾当，早已完全堕落为职业犯罪集团的首领，却还疯狂煽动民粹情绪而欺世盗名。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引发的利益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冲突和意识形态对立，中共历任改革决策层一直高度理性地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既照顾和协调现实的利益格局，尽量缓解争议和冲突，又让人民始终对深化改革抱有希望和期待，为更重大的改革预留空间;既明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改革开放”，高度智慧地“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既肯定“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更明确当前指导改革开放的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不折腾”，充分体现了党的最高决策层破解和摆脱复杂的意识形态纠葛的政治谋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继承了这一传统，不同寻常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的这一论述，再次试图弥合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对立，尽可能用中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凝聚改革共识——重要的不是去抽象地肯定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初衷，而是决不能用神化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重要的不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客观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条件，而是改革开放前留下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因中共的执政危机推动的，而中共在改革开放中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和执政危机，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够化解。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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