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政界、学术界和民间高度关注的话题。大概没有人会否认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端的紧迫性，但是，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政体改，这么多年来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颇多。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也曾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热议，在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各种设想和分析中，有一种观点，令人感到似曾相识，也印象深刻，那就是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看作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突破口，把当今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为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上，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这样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总的来看，中国不能采取激进的方式，通过一揽子计划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对此，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渐进变革：和平环境下中国政治发展进步的主要路径
考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较为成功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包括中国的台湾等都是通过渐进的方式，经过长期的积累式的发展，成功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政治变革，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最小，伴随政治变革而来必须付出的代价相对来说也最少，因而是最优的转变方式，是一种稳妥有效的变革路径。
而激进的突变的方式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会引起政治、民族、社会乃至国家的动荡与分化。政治体制的激进或突变一般来说采取的是“革命”方式，是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来达到变革的目的。其动力来源或由外而内，或由内而外，或完全在内部，但特点都是完全推翻原有的制度和体系结构，重新打鼓另开张。激进的方式震动巨大，过程迅速，可以比之为政治核爆炸。激进的方式鲜有成功的案例，即便是最初以革命的方式开局如法国大革命，以后要经过漫长的和平时期，通过渐进变革来消化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想要避免激进方式带来的灾难需要许多条件，例如不会受到干扰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内部则具备较高水平的政体改革所需的基础要件。但这些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一个社会几乎不能同时具备这些完美的条件。
美国著名政治学专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这就是说稳定的前提是保持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事实上，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其组成结构都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征，需要采取的不是拆掉结构的做法，因为任何一个重要结构构成部分的垮塌都会对整体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社会需要从内部不断积蓄变化，成长起足以支撑整体的坚实基础。如果指望通过“毕其功于一役”来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那就大错特错了，必须切实汲取苏联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种激进式的改革路径，原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和架构被打破，宪法被修改，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款被删除，采用了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最终苏共丧失政权，苏联解体。
中国上世纪下半期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至今仍是中华民族肌体上难以抹去的伤痛，这种激进的社会大变革，通过运动的方式解决和平时期面临的问题，以期达到一厢情愿的设计目标，最终都以倒退和惨重的损失告终。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社会发展从来展现的都是这样的规律，愿望不能替代客观的进程，不管你的初衷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如果它脱离了实际，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性，结果都会以失败告终。
摈弃激进方式的原因还在于，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利益群体多样化，多民族间差异甚大，地区发展不均衡，外部环境极端复杂。在中国要推动和完成一项工作，解决任何一个重大问题，在客观上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正所谓一个很小的数字乘以13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样，更何况是推进完善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邓小平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所以，不同于西方制度范式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实际政治需要，服从于加强中共领导的需要。因此，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抛弃急于求成的心态，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扎实推进，不断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全社会形成支持改革的强大民意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
邓小平曾强调说：“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 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激进变革的主张，从其思维的方式和内容来看，存在着把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过于容易的问题，没有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危害社会发展进程的祸端。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一样，它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但经济体制及其改革并不涉及国家根本制度问题，说到底经济体制属于方法、途径的范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大不相同，其问题更错综复杂，更需要统筹协调和通盘考虑。即使如此，历经三十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每一个方案的出台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与实践，都是一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到今天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步履艰难，难题重重。
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涉及到的都是事关中国国家根本制度的重大原则问题，每一个问题如政党制度、人大制度、党政关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等都是触及到国家根本的大问题，每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极为复杂、极为敏感，一旦根基动摇定会天下大乱。
还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诸多体制外、体制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政体改路径选择的认识上也存在激烈的冲突，不同群体对改革方式和步骤的认识大相径庭，弥合政见分歧，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凝聚共识，避免出现剧烈的社会分裂，也需要采取渐进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此外，政治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牵涉到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不是在自身范围内就可以加以解决的问题。既有各种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转嫁”到政治领域来的情况，也有政治本身的问题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情况。因此任何单靠政治体制改革来一举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要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改革发展的全局当中来思考，通过有序的政治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互动交汇中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最优化变革。
亨廷顿曾说过这样很有见地的话：“企图一下子就完成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将一事无成，或者成就极少”。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草率从事，而是要通过实践、实验、试点并在作出全面科学总结的基础上，制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基本原则和根本目标。在改革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不断的验证、修改、补充、完善总体方案。不做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不经过循序渐进、由点及面的实验，不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希图通过理论上的论证合理，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就可以最优化地推进政体改并达到预期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极有可能会做出违背客观性的事情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一再说明，就政治体制来说鲜有通过理性设计而后获得成功的案例，前苏东地区是这样，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也是这样。
渐进改革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经验
否定渐进性政体改价值的人们，或是否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和作用，或干脆认为中国就没有进行政体改。应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在进行且从未间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一种情况在客观上容易造成人们对政体改作用及成果认识的不足，即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效能，往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直接利益表面上看关联不大，也不似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可以感受到立竿见影的实际结果，因此，人们既难看到它与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同向而行的，也容易忽视政体改所采取的许多重大措施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
事实上，早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重大转变就是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发端。此外，这次全会还突出强调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就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全面部署政治体制改革。可见，从改革伊始，政治体制改革就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而行，相互促进，无论是政社分开、废除人民公社、乡村直接选举，还是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精简，都能说明这一点。也有的同志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措施不力，成效甚微，甚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样的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说，在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事实也是如此。从党政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从依法治国的推行到公民财产和权利的保护、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到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等，可说是变化巨大，成果显著。
实践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没有引起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动荡，经济社会获得了稳步的发展与推进, 这既是执政党的意图，也是社会公众能够承受和接受的结果。更需说明的是，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整个国家依然保持着基本的稳定，这不能不说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功劳之一。一方面，渐进模式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积累起来的成果是巨大的;另一方面，30年来所取得的各项事业的巨大成就，也是对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正确性做出的最好证明。
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根据本国的国情，以足够的耐心，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不断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并适合自己的政治建设与发展道路。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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