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后关于改革问题的议论和讨论越来越多。必须看到，此前的几年里，也许是由于各种重大典礼性活动的密集发生，还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关于改革的议论相对较少，重大的改革措施也相对较少推出。然而，社会变迁的加剧，经济发展的失衡，各种新挑战的出现，使得各种社会矛盾也呈现出加速积累和恶化的趋势。因此，在中共十八大顺利完成了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之后，无论是上层政治精英还是一般社会大众，都认为应当再次启动体制改革，用改革推动和实现社会的平稳和平衡发展，实现和谐社会。
对于中共十八大选出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包括以习近平总书记以及新的政治局常委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社会大众抱有很高的期待和希望。因为这一代人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对于社会底层有着更多的接触;他们不是从书本上了解社会，而是在最基层的实践中体验了真正的社会生活。作为同龄人，我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这样的磨难和接触中，完成了初步的身心洗礼和知识积累，他们知道社会的真实和民众的生活，他们不会被简单的形式主义所迷惑，不会满足于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当然，他们也不会屈服于面前的困难和挑战，更不会在推进他们所认定的目标时患得患失，浅尝辄止，因为他们曾经在底层挣扎过，抗争过，并且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但从宏观的形势和长远的发展来看，中国的政治发展又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际条件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中国的改革进程，过去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后也不会是直线发展的。较之于那些制度发展相对成熟、体制结构已经相当稳定的发达国家，中国还是一个社会发育仍然迟缓，制度发展相对滞后，体制安排仍有巨大空白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确实进入了“深水期”，需要有通盘的考虑和配套的设计，需要有地方和局部的创新实验，也需要有全局和战略的部署，也就是说，既要有“摸石头过河”，也要有必要的“顶层设计”。
当然，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我们难以预测改革的实际发展，也无法确切估计改革的最终走向和阶段成果。在中国的场景下，任何预测都有失败的风险。因为改革进程中的变数太多，改革可能触动的利益太过多样化，改革所面对的制度“惯性”太过复杂，甚至30年的改革本身也已经生成了特定的“粘稠性”，这绝非改革初期相对明朗的形势和需求，相对简单的社会及其诉求，相对明晰的改革出路可以比拟的。
尽管有这样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寄予期望。一方面，过去的历史进展也说明，在局面最为沉闷、改革也停滞不前的时候，往往又是“柳暗花明”之际，重大的改革又会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仍然相信，新一代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有足够的认知和担当，能够掌握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势利导，推进改革。十八大的顺利召开和平稳的权力交接，十八大之后已经展现的新气象和新风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觉得，作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应当有所贡献。我注意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表达了不满足于维持现状而要推进改革的意愿，已经明确表达了“顶层设计”的改革理念。这就是习近平所提出来的长远规划问题。新的领导班子强调了两个时间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这是指2021年，这是指本届领导班子主政的这十年;二是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即2049年，这实际上超过了本届领导班子的执政时段。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这两个时间点，显然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战略规划、发展规划和改革设想。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049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做得好的话，中华民族就会进入到所谓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能实现人均2万美元以上的发达标准。但这意味着要靠改革推进，要靠政策调整，要靠科学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要研究现实，发现问题，而且还应当针对问题，寻找出路。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直接参与改革。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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