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的改革进程，我觉得必须澄清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是综合性的，交错式的;尽管在一个时期会以某一个维度或领域的改革为主，但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单面的改革。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始终是与政治改革相伴而行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在经济改革启动的时候，如果最高层次上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政治上的禁锢松套，那么是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再比如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有巨大作用的特区制度，甚至可以理解为在大的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之下划出一个地域较小的、实行特殊的政治体制的区域，然后带动周边的发展。当年的蛇口，甚至是将一个区域变成商业化处理，交由招商局管辖，然后又扩大到深圳，再扩散到广东。在中国改革的几个重大突破中，都显示了这些特点。
关于当下热议的社会改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做社会管理研究时，考察了整个民政部的政策发展脉络，结果发现，1949年以来，政府治理的社会对象物没有了，都是行政化的对象，是单位体制。而现在，改革开放30年后，经济发展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提速，未来20年还会有3亿人进入城市。在这个进程中，何为社区?何为社会?新建社区的邻里关系是什么样的?政府去治理谁?现在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不可能再去治理零散的个体化的居民，因此反过来要建立社区管理，强调社区建设。进行社会管理，首先是要进行社会建设。在大投入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实际上要再造这个社会。
在社会改革当中，其实最大关键性问题或者最后改革的成果，会落实在政治结构上，特别在组织形态的社会结构上。比如说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与居民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问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从去年到现在做了20多个个案调查，发现地方政府有两个基本路径，一是抛弃现有的瘫痪掉的自治组织，如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将现有功能剥离出来，发展出专项组织，另搞一套社会组织来发挥功能。二是依托原有的自有组织，继续强化发展。例如在太仓这样的地方，经济比较发达，百姓比较温顺，党的统治比较精细化，于是就按照功能强化的方向发展。但正是在太仓，也明确提出来“政社互动”，即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还包括社会、社区和社团的“三社联动”。因此，功能分化与功能强化这样两条路径，确有一定的差别，但却又是殊途同归。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社团重构、社区重建和社会再造。
随着社会改革的展开和深化，这里面所包含的政治问题会逐步得到突显和解决，再下一步就会真正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时候，出现改革样式的变化。在具体制度形态上，在操作途径上，就会有新的突破和安排。比如说，民主选举怎么样进行，可以是小的区域按照一种程序，直接选举的程序;大的区域又走另一种程序，重点解决代表性问题。这会涉及一系列基础环节的操作问题。
总体来看，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无论是小的政治改革，还是区域化的政治改革和上层制度的政治改革，其实每一个方向上会发现都有政治改革的因素，都有政治改革的介入。可以肯定的是，政治改革从来没有消失，无论在启动之际，还是在结果当中，还是在进程当中都在显现。
因此，经济改革本身就会有政治影响，反过来政治改革也对经济改革也会有一定影响，是这样一个相互复杂的进程。无论是在改革的启动阶段，进行过程之中或是阶段性的最终的结果，都有政治改革因素在里面。我们回头来再去看，再总结，再提高，再说明，再证明政治体制改革累积效果，进入到具体阶段。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政治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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