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城镇化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抓手
城镇化只是中国最大内需的潜力所在而不是内需所在，要想从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就必须要借助改革来推动其实现。换言之，中国的城镇化是作为最大内需潜力所在，改革则是作为最大红利所在，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由此可看到李克强推动的城镇化更是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总抓手。
理解到中国的这轮新型城镇化将是改革为主线的话，就会清楚的看到这轮城镇化扩大的内需不会再投资大跃进和房地产化，更不是再一轮的造新城化。而必将是通过制度改革，推动农民有序市民化，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从而推动消费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更优化到以投资为主走向消费为主。
香港大公报：
感情上的“一国两制”不容伤害
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3月8日在京出席港区人大代表团的会议，就如何“顺应共同发展大势，推进两地交流合作”提出了意见。两地共同发展、交流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事在必行，而且利港利国;在这一大前提下，特区任何政令、措施和决策，都只应朝推动合作、促进交流的方向进行，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更不应以“苛例”划地为牢。
大批内地居民来港置业买楼、“自由行”、“狂扫”名牌，的确把香港的楼价、铺租、东西都“买”贵了，但这种趋势并非全是坏事，政府可以合理增加税费收入用于社会，小商小铺也自有应变办法求生存，香港不就是从当年弹丸之地发展成今天的国际都会级城市的吗?港人几时怕过外边来的人太多?限带两罐奶粉出境，措施打不痛水货客，已经打痛了部分内地同胞。措施应在适当的时间撤销。“一国两制”，并不仅仅是主权、宪制、法律层面上的事，还有感情，感情上的“一国两制”同样不容伤害。
金融时报：
政府工作报告不应再设GDP增长目标
每年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当年GDP增长定为报告的核心目标存在许多弊端。从2007年以来，温家宝总理就在许多场合一再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中国政府近年来已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为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无论从理论上推理，还是从事实中观察，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情形依然是，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把维持GDP高速增长作为一个首要目标。在此情况下，一旦政府确立一个年度增长目标，各级下属政府和机构都层层加码，力争把自己所属地区的增长目标定得更高。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投资越来越大，许多无效率、高浪费甚至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的发生和积累，导致温总理所判断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难道不都与这样的政府运作方式有关?
经济参考报：
大部制推进新一轮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方案，是通过国务院机构调整、职能转变落实十八大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此次改革着眼于市场化取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又能够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大部门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实现大成效。改革应该有两个导向，即目标导向和市场导向。大目标是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不应在部门利益上争来争去;所谓市场导向，即很多事情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政府不应大包大揽。
中国青年报：
权力过分集中是腐败的总病根儿
“腐败是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这是腐败的总病根。”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不会出现那种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就不会出现一把手绝对真理，说一不二，一边倒、一支笔、一言堂那种“家长制”的现象。
李永忠的观察是，从这些年腐败案件查处可以看到，凡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地方腐败都比较严重。凡是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推行比较好的地方，媒体的监督能实时跟进的地方，腐败就较轻。
学习时报：
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段。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距和权利平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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