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矢志推翻清朝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曾经亲手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绪帝，一边宣布废除延续中国1300年的科举制，一边破天荒地派遣载泽等5名大臣，远航东、西两洋，专程考察外邦宪政，并于次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于1908年8月承诺以9年为限，实行君主立宪，举世瞩目的《钦定宪法大纲》也随即出台。再过3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催发辛亥革命的高潮，清朝“万世一系”的君宪计划成为泡影。及至民国奠基，易主频仍，宪法文本不断翻新，宪政之果却一再难产，至今未曾到位，知识精英的宪政呼声时隐时显，不绝于途。100多年过去了，江山不可复识，宪政之梦却萦绕神州，无时或释。回首近代先贤筚路蓝缕浴血奋战的身影，目睹国内民权未彰民怨鼎沸之国事，难免令人感慨万千。
“政改亡清”之论易生误解
严格地说，“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提法并不准确，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好像早在晚清时期，中国就有基于“宪法之治”的宪政了。如果从历史的真实层面出发，顶多可以称作“宪政思潮百年”，或者“宪政规划百年”、“预备立宪百年”，宪法大纲也罢，宪法也罢，都不等于宪政，行动才是最后的审判长。
近年来，思想界与学术界流行一种论点，认为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不强大，清朝是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翻船，在预备立宪中冒险葬身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清朝不去启动政体改革，不搞预备立宪，就不会迅速垮台，有位台湾前辈也在某次主题报告中强调类似的论点，但愿不要把这种论点传到中南海，产生误导，徒增中国当今政改的阻力。其实，历史的过程远比结果更复杂，历史研究切忌用结果去推导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预备立宪是为何而发的?如果清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谁能保证它能继续维持下去?显然，还需要从紫禁城的光鲜外表中，窥视清朝皇权已岌岌可危的现实。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统治者不是顾及自家的存亡而轻易拨动政体改革之弦的，即便是现任的不丹国王也不例外。
平心而论，慈禧太后虽然识字不多，但脑子聪明，也有魄力，作为嫔妃出身的女人，她是成功的;但作为主宰中国命运近半个世纪的早期现代化的当权者，却是糟糕的，她的胸怀还装不下偌大一个中国。这还只是清朝悲剧的一个方面。当爱新觉罗皇室的衰败到了清朝末世之时，已经找不出几个比慈禧更强的能人来。在她死后，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都比她更糟。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开头的。当慈禧指使赤手空拳的义和团盲目排外，为八国联军严惩中国制造借口时，满族贵族把持的皇权就开始丢失神圣的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当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督抚不顾朝廷的诏令，拒不派兵声援北方，还与西方领事协议“东南互保”时，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还找到美国代理国务卿席尔，要把惩办庚子“祸首”慈禧、载漪同惩罚中国人民区别开来。致力于武器批判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在当时就能感觉到，1901年之后，同情支持其革命者明显增加，骂他“乱臣贼子，大义不道”者却已很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太后才对随从坦白：“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不得不决心改弦更张。还等不到返京，她就借助于光绪之口，启动“新政”，先从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入手。随着“新政”的铺开，来自政体的障碍日益明显，加上日俄战争的刺激与反清革命运动的压力，慈禧才下决心把废除科举制与预备立宪提上议事日程。
清末“新政”比戊戌变法的力度更大，固然更能体现统治者的决心，但是，此时此刻的清朝却是困难重重，不改不行，改也未必有效，可谓为时已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民生凋敝，国库空虚，财力难当改革之任。地方官吏为了搞新政，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遭来民怨与社会冲突，增加“新政”的阻力。
第二，“新政”不但没有整饬腐败问题，反而变本加厉，贪官污吏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第三，政治衰败的统治者难以驾驭和消化某些“新政”的成果，乃至种瓜得豆，朝廷对地方督抚负责编练的新军就存在失控的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慈禧死后的载沣等人不仅强行镇压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愚不可及地抛出“皇族内阁”，羞辱那些积诚罄哀的请愿者，把他们推向反清革命的阵营。
近年来，学界还时常出现辛亥革命不该搞的抱怨之声，把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与军阀混战的种种恶果都归咎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沉湎于清朝预备立宪的承诺与历史想象，把“告别革命”的现实情怀提升为历史观，这些都是离开清末历史场景的过度演绎与主观臆想，不足深论。
维稳思维有悖于宪政精义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环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及于民国之后的民权政治，民权主义的工具性诉求，民权与国权的此消彼长，加上“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苏联模式对孙中山革命实践的影响，还有蒋介石的“假党治之名，行独裁之实”，处处制约着民国时期的宪政之旅，蒋介石还失去过抗战胜利之后的宪政建国之良机，然而，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所承载的“主权在民”与民主立宪的新法统臻于确立，历经风雨而不倒。
在海峡两岸的政、学两界与教科书中，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与三民主义理论的构建者孙中山先生几乎是唯一毫无争议的历史伟人，而三民主义理论的精华不是别的，就是民权主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既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也得益于世界政治文明遗产的滋养与世界历史潮流的启迪。即使在孙中山病逝之后，这份世界遗产也坚如磐石地经受了德、意法西斯与极权主义的挑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著名的德吞(Dayton)演讲中就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它并非流于主义的层面，而是从制度建构入手，明确地提出了可以实际操作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并以“宪政”作为国民党人为之奋斗的执政目标与价值境界，比起康有为笼统地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来，要具体得多，也实在得多。惟其如此，无论是古代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还是近世洪秀全、杨秀清的“奉天讨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比往昔以暴易暴的“汤武革命”胜出一筹。原本为乃父蒋介石的威权与光环所笼罩的蒋经国后来之所以能在海峡两岸好评如潮，就是因为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忠实的信徒，是目光远大的实干家。正是蒋经国当年默认异党密谋的“圆山之会”，成为台湾地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契机，才有开放党禁与政党轮替的民主实践。台湾宪政的价值并不限于台湾本身，它足以表明：中国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行民主政治，无需像香港那样“借腹生子”，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的民主理念并非不可通融。
通观当代中国大陆，经过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国家的地位得以提升，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成就。相比之下，政治体制的改革迟缓，现颁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甚至为所欲为，许多党政官员不仅买官受贿成风，还用各种方式抢占国有资产，与民争利，还借土地开发等名目，强夺下层民众的宅地资源，乃至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官民冲突持续加剧。如果说1949年的革命胜利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胜利，那么，经过64年的执政，昔日的无产阶级早已变成有产阶级。如果人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压制，那么，“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等名称都将变成新式权贵的新衣，掩饰国家性质的彻底改变而已，只会激发人民的反感。姑且不说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代向人民提出的民主建国的历史承诺;还有自订的宪法，即便只为维系当前的统治秩序，也应排除干扰，力行宪政。
多年来，面对日趋激烈的官民矛盾与冲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不是本着宪法原则，分清是非，追究责任，而是迷信武力镇压，以维稳为信条，动辄调集警力，乃至军队，哪里出现访民，就在哪里抓人，哪里发生冲突，就在哪里打人，无所畏惧，还号称“维稳压倒一切”，许多下层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就是这样被压倒的，他们的绝望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断言，时当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矛盾突出，问题成堆，亟须成批的治国能人拿出大智大勇来，审慎快捷地疏导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搞维稳，搁置问题和掩盖问题。维稳思维不啻无能之别名，而且同货真价实的法治原则与宪政精义背道而驰，亟待纠正。惟有尽快抛弃维稳思维，把宪法当真，还政于民，用选举制取代任命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民求官而非官求民的异常现象，以人的尊严取代权力的威严。
薄熙来、王立军火并事件所暴露的并非仅仅是权力集团内部的团结问题，以不受任何制约的党权为核心的威权王国的强大与水深却更能让人忧心忡忡，并非仅仅关门严惩薄、王与相关团伙和屏蔽相关信息与讨论即可万事大吉。曾经红得发紫的薄与王究竟是怎么步步高升的?又是为何随心所欲的?所谓重庆模式是怎么出笼的?有谁管过他们没有?这些问题恐怕都值得追问和反思，还应从追责开始。只有从昂贵的学费付出中提炼智慧的苦水，才能对得起纳税人的劳动与旁观者的身份，否则，抓了薄、王二人，自有后来人。只有通过宪政，把各级官吏的言行置于人民与法治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克服反腐越反越多和越反越大等奇怪现象，确保反腐实效，防腐问题也将不在话下，防腐就比反腐更重要。另外，只有把宪政的任务提上日程，才有可能避免意识形态与理论制造的浅显和凌乱，摈弃主政者的导师心态与“教主”角色，杜绝口号治国与运动治国的模式，减轻人民的思想负担，至少不会一会儿说“依法治国”，一会儿说“以德治国”，甚至出现“三个至上”之类违背逻辑规则与常识的治国纲领，徒添混乱。
不同的国家固然有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需要采用不同的宪政模式与标准，不过，维护民权与公权限制则是任何宪政国家和地区不可逾越的原则，否则就是伪宪政。中国不妨先在某些地区与部门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积累经验，渐次推广。
时当地球村的时代，资讯发达，互相了如指掌，宪政既是治国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脸面。前年10月，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巴斯蒂女士在武昌辛亥百年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上直言不讳地说：“辛亥革命已经100年了，那些革命青年志士怀抱的民主、自由等理想只在香港、台湾等很小一部分地方实现了，但在中国很多地方没有实现。”她说得没错，在广袤的中国大陆，虽有宪法，却无宪政，官大一级压死人，民权革命没有成功。君不见，就在巴斯蒂女士发表感慨的当天，大会合影留念时，与会的中外学者无论老少排好队，定好位置，静候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湖北省政府的官员出场，长达20多分钟，在开幕晚宴上，官员坐在主桌喝茅台，其余各桌喝白云边，连菜肴也有差别，旁若无人。中国的官员竟敢用权力的傲慢来纪念辛亥百年，不仅充分印证了巴斯蒂女士的观感，而且公开泄露权力等级制的陈腐信息与“国家机密”，肆无忌惮，任何真正的爱国者都应当引以为耻。
时常有人说，人民的民主素质还不高，如果突然推行民主制，只会带来社会动荡。此论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但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怎样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是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来提高，还是像台湾人民一样，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步提高?第二，64年来，各级党政机关究竟为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做过哪些实事?究竟提高了多少?党政部门时常鼓动民众对自己唱颂歌，还把党唱成妈妈，这究竟是在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质，还是相反?第三，人民的民主素质不高只是相对的，不必以救世主的姿态藐视普罗大众。既然许多地方的村民都可以参加村委会的选举，那么，北京市的市长与重点院校的校长为何就不能通过选举产生呢?如果只在需要人民参加革命时，高呼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需要主人的权利时，却改口强调人民的民主素质不够，那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显得过于功利，无异于过河拆桥。
对于害怕危险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今天的情况却与晚清时期大不相同，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远不如清朝末年那么大。
首先，清朝是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朝，它以防范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汉族作为基本国策，满汉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随着晚清的衰败与丧权辱国的加剧，反而日益突出，满汉之间互相猜忌，互不信任，今天的中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次，自湘军问世之后，清朝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开始削弱，新军时期尤其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却是党军一体，没有后顾之忧。
第三，晚清时期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实施新政时常捉襟见肘，今天的中国却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已有明显改善，人心思稳，而不是人心思反。
第四，教育普及、交通发达的程度已大大超过晚清时期，并不容易把宪法之治变成暴民之治。即便是生活在闽北浙南崇山峻岭的畲族人民，也是村村连公路，通邮政，还有电讯与网络，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没有信息死角。这既给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便利，也给极权主义的新闻封锁与愚民政策提供了难度，频繁的新闻屏蔽只会激发那些原本并不关心者的好奇心。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机遇与挑战，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风采与成功。诚如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所言：“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要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我真诚地期待中国共产党拿出当年战胜国民党时的胆识与勇气，战胜自己身上的缺点，把握机会，尽快制订预备宪政的时间表，上下同心，集数年之力，以名副其实的宪法之治告慰近代无数民主革命先驱的亡灵，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文化哲学专业博导;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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