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的一天，在英国BSC的Recomby厂，一位中国工程师和英籍厂长争辩起来。
“现在必须马上停止钢包喷吹处理，否则可能冻包。”中国工程师认真地说。
英籍厂长凑近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看了看，说：“没问题，温度超过了1650摄氏度。”
但中国工程师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动测温也有可能不准，请相信我。我用炼钢镜做过无数次判断。”
他们争辩的内容，是这炉钢是否达到了合同规定的1650摄氏度以上。这炉钢将用于生产能够抗硫化氢腐蚀的厚壁钢管，根据技术要求，其硫含量应低于0.001%，因此在采用喷射冶金过程处理时，出钢温度应高于1650摄氏度。现在，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显示，炉内温度已经达到了规定标准。但这位中国工程师用自带的炼钢镜看了之后断言，温度只有1600摄氏度左右，甚至更低，于是他提出停止钢包喷吹处理。
“但愿这次是你的眼睛不准。”英籍厂长用了一句英国式的幽默，然后就准备按原计划喷吹。
“如果你真要坚持的话，那么，我也要坚持一下，”中国工程师说，“我要坚持的是，这炉钢不应列入供货计划。”
英籍厂长显然还没有领会中国工程师的严肃态度，他拿起笔来，在炉前记录上写道：“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然后笑着将笔递给中国工程师，“请你签个字吧。如果温度不够，责任当然在我。但我相信，这炉钢没问题。”
中国工程师毫不犹豫地接过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徐匡迪。”
结果，果然有接近200吨钢水冻在包中，造成了一次较大的事故。从此以后，每次出钢时，徐匡迪的炼钢镜都会被用来看一看温度如何。由于这副炼钢镜是徐匡迪从国内带去的，所以又被称为“中国眼镜”。
徐匡迪是一位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他是我国特殊钢生产和电冶金、喷射冶金领域的专家，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2003年5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他还是英国皇家土木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和英国皇家工程院荣誉院士。但我认识徐匡迪的时候，他已从科研一线走到党政领导岗位上。在上海市，他先后担任高教局局长、计委主任、副市长、市长等职，是我国第一位院士市长。作为科学家，他是一流的，作为政府领导，他也政绩突出，广受拥戴。
在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我每次到上海，他都会抽出时间款待我这个军方人士。我很早就知道他外语很好，外交能力很强。有一次，我陪同他会见外国代表团，他直接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宾交谈，对于一位不是从外交领域成长起来的领导人而言，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后来，徐匡迪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我们的接触更多了。徐匡迪是中德对话论坛的中方主席。这个论坛是根据中德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而成立的，轮流在两国举行。其中，2006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会议，2007年7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三次会议，我都受到邀请，并且积极与会。对于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工作，徐匡迪也非常支持。有时候，我们的外宾请他接见，他在很忙的情况下也总会抽出时间。2007年4月23日，我们邀请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访华，徐匡迪在上午开会，下午出差的间隙，还抽出中午时间与赫尔佐克共进午餐，令我很感动。
在北京，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甚至徐匡迪还曾经和夫人遛着弯儿就到了我们家。这时候，我也会和夫人沏上清茶，请他们在院内小坐，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个痛快。有时候，他还会随手捎来一些可口的上海小吃，增添茶兴。
2005年4月，《徐匡迪文选(钢铁冶金卷)》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很快得到了签名本。对于钢铁冶金知识，我几无所知，但书前一篇《我的学术生涯》生动而翔实地记述了徐匡迪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治学、科研历程，我非常喜欢。本文一开始讲到的故事，就载于《我的学术生涯》。另外，在这篇学术自述中，徐匡迪还以题外话的方式，讲述了他的名字的来历——
1937年日军侵占淞沪后，徐匡迪的父母随着难民潮向我国西南撤离，当时徐匡迪的母亲正身怀六甲。当年12月11日，在浙赣交界处一座古庙里，徐匡迪早早地来到了人世。在没有医生和助产士，甚至农村的接生婆都找不到的情况下，父亲在母亲的指挥下为徐匡迪接了生。为使徐匡迪铭记国仇家恨，遂为他取名“抗敌”。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44年徐匡迪在昆明读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说：“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抗战胜利在即，我给你改个谐音的名字好吗?”说着，就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匡迪”，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从此，徐抗敌更名徐匡迪，沿用至今。
熊光楷 上将，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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