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隔离，
让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成建制的产业工人队伍就解体了。所谓工人阶级，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徒供凭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今天已经沦落为城市贫民，即沦落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有如断流的黄河，一夜之间，在漫天黄沙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继之而起的是所谓农民工群体。所谓农民工还有个官方头衔，叫外来务工人员，明白无误地界定了其与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的分别，即，跟属于市民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不同，所谓农民工都是外来者，都是暂住者，跟城市、跟社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非市民性，进而非公民性，是其重要的社会属性。
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民工。不只制造业，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是整个低端服务业，都离不开农民工。因为多年国有体制的娇宠，市民阶层已经很大程度上贵族化了，很多服务行业的脏活累活苦活，没多少市民愿意干，只好大规模引入农民工，离开了农民工的廉价服务，城市的服务业尤其整个低端服务业都可能瘫痪。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大门几乎对农民工完全关闭。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实际上等于把城乡隔离的藩篱，从城乡之间整个地移植到了城市之中。
这人为地加剧了市民与农民工的对立与冲突。过去的城乡隔离虽然更残忍，但在当时反而容易接受，毕竟城乡距离遥远，对城乡不平等的感受是间接和模糊的;同时也因为强大的政治和社会控制，人们不得不接受。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农民工与城市零距离，随时随地感受到城乡不平等的直接冲击;加之权利意识的充分普及，使他们对城乡不平等天然敏感，因而燃点更低。今天的农民工往往是天然的平等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往往是现存秩序尤其城乡隔离天然的抗议者。
农民工的这种思想光谱，不可能不引起维稳体制的高度紧张和过激反应。维稳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于农民工的严防死守。这主要表现为所谓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农民工则是所谓流动人口的主体，是管控的主要对象。这种管控譬如集中居住，半军事化管理，北京市尤其极端，甚至对所谓外来人口倒挂村实行封闭式管理，并作为模式在全市推广;譬如从房屋租赁到计划生育的一系列歧视性规定;最具隐喻意义的则是出租屋。定期不定期地集中清查所谓出租屋，是城市当局的保留节目，每当这样的节目上演，警察都会神勇地随意闯入农民工居住的出租屋盘查，出租屋几乎毫无尊严可言。出租屋的这种卑贱地位，正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所有管控措施中，最重要的管控，是剥夺农民工自组织的权利。诚然，自组织不只是农民工的忌讳，也是整个民间社会的忌讳。但必须承认，这忌讳对不同的群体，其弹性是大不一样的。对上流社会尤其对工商阶层，弹性往往较大。各种商会，以及工商界形形色色的读书会、俱乐部等自组织，多为当局所容忍。但对底层尤其农民工，则没有任何弹性可言，属于零容忍，露头就打。
不许农民工自组织的不只是公权力，还往往包括资方。媒体披露，某大型民企招聘，往往会尽量少招来自同一地域的工人，即便招进来了，也会在人事安排中刻意把他们拆开。哪怕同一宿舍的工人，也尽量错开他们上下班的时间，让他们没多少机会同处，让他们一直咫尺天涯。
产业工人不只是生产者，更是社会人，拥有完整的社会权利，包括市民权利，公民权利等等。但如前所述，这些正好是农民工所最短缺的。即农民工仅仅被定位为生产者，而不是社会人，他们作为社会人的权利，是被有意无意忽视的。社会权利的缺位，使得他们不可能发展出产业工人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关系。缺乏丰富的社会关系，他们也就不可能像产业工人那样横向联合，不可能像产业工人那样组织起来。
这导致的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是农民工的原子化生存。即它不仅将农民工与城市隔离开来，将农民工跟市民隔离开来;更可怕的是，它把农民工跟农民工隔离开来。即农民工即便在农民工群体中，也仍然是孤立的无助的，他们不可能彼此发现，不可能交流、沟通、对话、讨论。也就不可能像产业工人那样发展阶级意识，不可能最终形成为阶级，以阶级的力量来集体行动。
所以，农民工的问题不仅在于收入微薄导致的积贫，更大问题在于组织力缺乏导致的积弱。2.31亿农民工，本质上不过是2.31亿流民或者说游民。
政府退出，
给社会充分的自治空间
那么，如何改变呢?即，如何让农民工尽可能组织起来呢?窃以为大致有三条路可供选择。
第一条路，是走传统的路，即很大程度上借助传统的组织资源。其一是同乡会。同乡会在舆论界争议颇大，主要因为人们担心其与黑社会合流。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如果因为有负面就不放开，结果非但不能消灭同乡会一类的自组织，反而会使他们转入地下。而越是转入地下，就越是容易沉沦。只有让他们浮出水面，合法化和公开化，政府管理、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才可能到位，也才可能遏制其负面而发扬光大其正向意义。
至于宗族组织，则更没必要过于担心。近年农民工移居城市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彼此按地域和血缘关系在城市逐渐定居下来，往往把在乡村中传统的宗族关系，完整地复制到了他们定居的城市社区，宗族组织因而有了发展的基础。但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工宗族组织，跟中国传统的宗族组织既有联系，也有时代精神上的根本区别。传统的宗族组织，的确往往构成对个人主权的侵犯。但是现在的宗族组织则已经事实上经过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它的成员往往都是解放了的个人，它的文化往往能够包容个人主权、包容个性。因而更多的属于自发性质的互助组织，而不是对个人的压迫。
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自治文化，或者说自组织文化。同乡会和宗族组织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这方面的资源如果能够发掘和利用，则无疑最符合基本国情和国人的文化心理，可以是农民工乃至整个社会走向组织化的捷径。
农民工尽可能组织起来的第二条路，是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NGO模式，发展中国自己的劳工NGO。劳工NGO十年前就已从广东起步，但发展缓慢，在全国NGO总量中占比不足十分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及政治上有形无形的打压。这种敏感和打压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笔者调查过的深圳十三家劳工NGO，所从事的几乎全部是工伤探访、工友心理抚慰等事务性工作，没有一家是意识形态的或者是政治的。这样的劳工NGO，相比同乡会和宗族组织来说，更技术更专业也更市场化，因而更适合劳工自身需求，本来多多益善。
农民工尽可能组织起来的第三条路，是改造既有的官办社会组织，如工青妇，使他们逐渐转型，像中国扶贫基金会那样从完全的官办组织最终变身为民间组织，靠为社会包括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来为自己找到新的生存空间。
以上三条路，可以说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最终能不能走得通，则取决于一个更高的因素，即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社会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进程，它需要政治改革配套。政治改革最重要的配套，则是政社分开。市场经济必须以企业为主体而不能以政府为主体，同样，社会建设必须以社会为主体而不能以政府为主体。所以，就像政府必须从市场上退出一样，需要政府从社会中适度退出，给社会以充分的自治空间。
广泛的社会联合
促进农民工成长
政府如果拒绝从社会中适度退出，会是怎样的局面呢?
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公权力过于强大。过于强大的公权力仿佛水葫芦那样的外来植物，垄断了太多的阳光和雨露，从而剥夺了其他植物必要的生存空间，导致其他植物的积贫积弱。中国因而需要均衡，即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充分生长。只有当多元的社会力量都充分生长、都壮大之后，才可能有效制约公权力，避免公权力的独大和滥用。
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就是农民工。需要农民工的充分生长，需要农民工的壮大，需要农民工最终发展成为阶级，以整个阶级的力量来形成为压力集团，来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国家的立法和国家的公共政策。这显然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关键任务。
但这关键任务仅仅依靠农民工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农民工虽然规模大到2.31亿之巨，但由于特定的制度安排，质量上几乎无从谈起。因而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臂助。需要广泛的社会联合，即需要合力。
岂止农民工，相比于强大的公权力，当下中国的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是弱者，都不堪一击。惟有广泛的社会联合，才可能与公权力达成相对的均衡，才可能在与公权力的持续博弈中为民间社会争出一片发展的空间。而在社会力量的广泛联合中，最重要的则是中产阶级以及企业家群体与农民工的联合。因为相对而言，中产阶级以及企业家群体，是当下中国公民素养最高的群体，因而也是变革动力最强的群体。但他们毕竟体量过小，惟有与农民工联合起来，他们才能像安泰那样找回属于自己的大地，也才能真正有力量。
怎样带动2.31亿农民工成长，首先帮助农民工成长为阶级、成长为公民，帮助农民工争得应有的阶级权利、市民权利和公民权利，就构成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议题，构成中产阶级以及企业家群体的历史使命。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即如果农民工不能成长为阶级和公民，他们依旧停留于今天一盘散沙的流民或者说游民状态，这无疑会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与噩梦。不要忘了，中国历史上曾有多少次剧烈的震荡，是因为流民或者说游民的狂飙突起。
这是一个统一的中国。2.31亿与13亿，不可分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么一起成为公民，一起走到公民社会，要么一起沉沦。没有谁可以幸免，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