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以研究爱因斯坦著称于世的物理学家、思想家许良英与世长辞，享年93岁。许良英是浙江临海人，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当时中国东部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浙江大学只好内迁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在校期间，他师从王淦昌、束星北教授，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毕业后投奔中国共产党，后被王淦昌召回浙江大学任教，同时秘密从事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编辑。1957年“鸣放”中他本无“右派”言论，但反右派开始后，他公开批评这种言而无信的政治“阳谋”，被划为右派分子，作二类处理。
当时中央规定，对于右派分子分六类处理：一，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实行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在劳动教养的同时，还应当开除公职。二，情节严重、但是表示愿意悔改，或者态度恶劣，但是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撤消原有职务，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对于监督劳动的人，在生活上可以按具体情况酌予补助。三，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但是由于本人在学术、技术方面尚有专长，工作上对他还有相当需要，或者本人年老体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撤消原有职务实行留用察看，并降低原有待遇。在上述第二类、第三类情况下，如果本人既不愿意接受监督劳动，又不愿意留用察看，也可以让他们自谋生活，并且由他的家庭和所属居民委员会负责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四，情节较轻，愿意悔改的，或者情况虽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但社会上有相当影响、需要加以照顾的，撤消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五，情节较轻，悔改较好的，或者情况虽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或者在学术、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虑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如原有兼职较多，应当撤消其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职务。六，情节轻微、确已悔改的，免于处分。六类不同处理，对当事人的伤害程度差别很大。第一类最为悲惨，失去了人身自由，其实和入狱服刑相差无几。三至六类政治上受歧视，但生活上还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第二类处于两者之间。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名叫《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作为右派处理的样本。二类处理的右派有21人，许良英是其中的一个，同样处理的还有顾准、戴煌等。
顾准被二类处理后，每个月发给生活费五十元，先后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监督劳动。“劳动时间，可以长达十五、六小时。全队生活纪律很严格;全队右派相互间一律不得称同志;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非经请假，绝对不得离队外出;节日，一律不准假;除队里的伙食外，不得向外购买食物。”戴煌原来每月工资155.75元，从1958年4月起，每月只发生活费28元。妻子离婚。他被送往北大荒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劳动，初期一度可称文明流放，还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业余生活，后来劳动强度加大，口粮越来越少，饥饿导致浮肿，一批右派饿死，引起周恩来关注，才被撤回北京。
许良英原来也要派往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每月发29元生活费。因为腰部患严重关节炎，经受不住东北冬天的严寒，选择了退职自谋生路，回浙江台州老家做农民。无意之中，他选择了一条经济上风险很大，但学术上仍有空间的路。农村政治监控相对宽松，家乡农民对他也不歧视，使他得以继续研究和翻译爱因斯坦。1962年，《物理学的基础》译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劳动工分，维持生活。到1964年10月，他选译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但出版受阻。他写了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世界观》。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用假名发表在他在哲学所时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11月第4期。领导知道了，立即指示：不能登右派的文章。上海科委请他翻译弗郎克的《科学的哲学》。译完后又译弗朗克的论文集《现代科学及其哲学》。文革初期他受到批斗，不堪凌辱，自杀未遂。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派人找他，说是中央文革小组已把批判爱因斯坦列为理论批判的重点，要他翻译爱因斯坦著作。他决定借机扩大译稿内容，从原来的一卷扩充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文集》，请范岱年和赵中立两位右派合作。1973年11月始，商务印书馆给他每月50元生活费，出书后从稿费中扣除。次年批林批孔，许良英又被赶回老家，商务出版社的生活费也断了。
这时，他的老师王淦昌伸出了援助之手，来信说：“以后的生活费由我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从四川寄30元。”使得许良英能在农村继续从事自己所钟爱的学术研究。他在煤油灯下完成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并在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1979年，右派改正，他重返中科院。在二十年的落难生涯中，他基本上没有中断学术研究，思想一直处在学术前沿，在二类处理的右派中，成为极其罕见的一例。
王淦昌资助许良英时颇受国家重用，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主持“两弹”的研制。他当然清楚这样做的政治风险。妻子吴月琴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子女又多，家庭经济也不宽裕。但他毅然决定用这种方式延续学生的学术生命，实为雪中送炭。当时能够这样做的科学家，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
王淦昌的名字，不但永远和他所发现的反西格玛负超子联在一起，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联在一起，和他参与发起的“863计划”联在一起，也将永远和爱因斯坦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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