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吴江先生以95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他的晚年，曾受习仲勋夫人齐心之托，写一篇关于习仲勋的文章。为此，他专门找到曾经与习仲勋在西北局共事的前人民日报社长秦川了解情况。吴江对秦川说：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多在西北地区，安定西北，建设西北，首先要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新疆的问题。听说仲勋在处理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上有特殊贡献，你能否谈谈这个问题?秦川当时爽快地答应了。不但给他提供了材料，而且给他讲述了习仲勋与项谦的故事：
青海省黄河上游两岸住着一个昂拉部落，辖区内共七座喇嘛寺院，几个庄子，约八千人。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是项谦。刚解放，藏族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马步芳残部发动内乱被迅速平息了。平叛之后，漏网的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这是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的叛乱。这时习仲勋指示，必须正确解决昂拉叛乱，这件事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关系到青海工作全局，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务必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在这场斗争中，项谦反反复复，经过十多次争取，费时两年零七个月。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人前往劝说，项谦最后终于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还当着习仲勋的面说过：“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秦川说，这虽是一件具体事，但反映出一个重大问题。那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仲勋是立了大功的。这是他一生工作中的一个亮点。
关于这件事，习仲勋在1952年的一份报告中是这样总结的：青海的昂拉部落，解放以后曾和我们有些来往，以后又弄翻了。现在检查也有我们的政策没有搞好的问题，以致这个部落的头目到处出来抢人。两年来一直是由喜饶嘉措、扎喜亲自争取了十七次才过来。像这样的人，还不使人气愤吗?不打还行吗?但是我们没有打，慢慢地来争取。因为不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要杀也很容易，调上一万军队开进那里，他再往哪里跑?但我们不这样办。因为他一个人影响很多人。直至争取到十七次还是不行，我们就打。但是这个打，还是为了争取他。结果俘虏了七八百人。剩下项谦本人带了几十个人逃跑了。我们军队纪律很好，对他家中财产保护。他母亲、老婆患病我们给看。这样我们又派人去争取，他很受感动。于是在7月11日带全部人马都回来了。现在项谦还是原官原职。这样做的结果使有7000多藏民群众的昂拉部落地区安定下来了。同时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头领人物也影响很大。
后来项谦在公开的会议上这样检讨：我是因受了土匪特务的欺骗而造成严重罪恶的人。土匪特务曾向我说：共产党来了不要宗教;你是千户，也活不成了。我听信了土匪特务的话，解放以后不到西宁来，也不准外人到昂拉去，并且站岗放哨，抗拒人民政府。对于省人民政府主席无数次的教育，对于班禅佛爷的函告以及很多千百户、活佛的忠言，我一概拒绝了，并且也自绝于尖扎区的人民，把尖扎区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人民政府为了拯救尖扎的人民和我自己，进行了剿匪和救济工作，使尖扎区人民脱离了匪害，获得了解放。当尖扎区刚解放时，我想，各族人民一定要杀我，即使不杀，十年监狱是坐定了的，因此我逃到山里，不敢回来。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解放军散发的传单，传单上说，如果我回去，不杀我，不关我，而且仍旧保持我的千户职位。这时，我想归向人民，有的人不让回来，怕杀了我，为此我们曾发生过口角。回到昂拉以后，首先见了工委王书记，王书记用好言好语规劝我，他说，过去错了，只要今天改悔就有出路，后来又见了省委周仁山部长，周部长也多次对我解释政策。以后我到西宁来，谒见了赵主席、张副主席，首长们都对我作了解释和教育，之后，到了兰州，西北军政委员会习副主席又勉励我，并请我吃饭。这些真诚的教育，使我才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
当时安排项谦担任了尖扎县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省政协常委。1952年秋，习仲勋调中央工作。1958年黄南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项谦受到平叛扩大化的株连，在尖扎县人代会上受到批判，县长、副州长的职务被撤消，仅任州政协委员。1959年3月12日，他在忧郁中病逝，时年55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也得到安置。
习仲勋坚持用和平的方式争取藏族头人项谦，背后有更深的道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简单地归之于阶级斗争，还有民族文化的区别、生活习俗的差异、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尊重这些民族和宗教的差异，努力和睦相处，还是单纯依靠武力，实行高压控制，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只有前一思路，才有可能让多民族地区走向长治久安。习仲勋当年在西北的经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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