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肇星先生的真话说起
最近，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在接受内地某媒体采访时，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说了一大堆真话、实话和新鲜话。他首先亮明自己对舆论界使用率极高的“中国崛起”不能苟同，接着就用了三个数字来加以佐证。
他说：“全球近200个国家中，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400美元，位列全球第94位，怎么能说崛起?2010年，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球110名时，美国就开始炒作‘中国崛起’，千万不能相信美国个别人的话。”
这位前外长的第二个论据是寿命指标的比较，“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最新公布的数据是74.83岁，而日本为82岁，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为88.5岁，中国该项排名为世界第83位，怎么能说崛起?”
他的第三个论据是“大学毛入学率”，“中国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是多少?经我向教育部的朋友请教，最新数据是26.2%。世界排名40多位，怎么能说崛起?”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李先生对“中国崛起”提法的置疑，但他说出的三个以数字为依托的“排行榜”却是实实在在的真话。笔者以为，这些真话，足以使那些动辄把自己视为“世界第二”并相信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的人们，得到一剂清醒剂。
李先生的观点和论据一出，各大网站和数十家传媒便纷纷转载。笔者判断，之所以有这般连锁效应，是由于公众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真话、实话和新鲜话了。洛阳纸贵，皆因奇;奇货可居，皆因少。在某些国人已经习惯了吹捧与自我吹捧的今天，在许多官员已经被谄媚之徒的虚假数字弄得飘飘欲仙的时候，能像李先生这样说话、说这种真话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确在综合实力和经济总量上达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中国人也的确在提振当前低迷的世界经济方面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在人均富裕程度上，在教育、环境、科技、文化、服务、消除贫困、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均衡发展、资源配置、社会管理、城乡建设、国土整治、民主法治等诸多“世界排行”上，都还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差距，甚至是极大的差距。至于在社会廉洁程度的世界各国的排行上，中国更是居于中下游的地位。遗憾的是，面对着这些随处可见的差距，面对着中国社会各类突出的矛盾，面对着公众对改变现状的痛切感受和强烈呼吁，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却严重的发声不足。这说明，在全社会还远没有形成一个广泛的讲真话、讲实话，敢于揭露矛盾，鼓励大胆批评的舆论环境。
2012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深入太行山区。在一间屋子半间炕的贫困户家中，他谈了什么，我们尚无从知晓。但他事后对随行者说的一句话却很耐人寻味。习近平说，“这次来，看到了真正的贫困，值!”无疑，总书记所说的这个“值”字，是因为他看到了真实、听到了真活。用奔波与辛苦能换来真话，感受真实，说明了求真求实者的执着。但同时也说明，即便是像习总书记这种位高权重的人，要听到一些真话，看到一些真实情况，也并非易事。几乎与习总书记告别贫困山区发出感慨的同时，李克强在江西等地与民众见面时，也说，我是专门来听意见的，就是要你们说说那些“恼火事”。
“真话实在少”与利益驱动
“人人都说真话好，可惜真话实在少。人人都懂真话好，不说假话活不了。”这是笔者的一位朋友，听说本人要就讲真话写一文章，便随口诌出的两句“顺口溜”。听罢，笔者无言以对，只能苦苦地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常常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实、听不到老百姓讲“烦心事”和“恼火事”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广泛的讲真话、讲实话的舆论环境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那种无厘头的阿谀逢迎和肉麻吹捧总是颇有市场呢?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可憎现象的原由至少可归结为三点。首先是利益驱动，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金钱场”在起作用。其次，则是“权力场”的影响。这中间有“官场文化”有“权谋术”，今天尤甚的就是“不良政绩观”在作梗。再次，自然会追溯到不良的中国文化传统。譬如“好面子”、“家丑不可外扬”、“吉凶祸福”、“祸从口出”等等。在这里仅以遭到广泛诟病的经济学家为例，读者朋友便可管窥一斑。
(尽管此例绝对真实，但恕我隐去真名真姓)某年某月某日，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到某地讲课。就在众人洗耳恭听并认认真真做笔记时，这位仁兄却在大而化之地讲了十五分钟后就忽然离席而去。听众最初以为学者可能是因为内急而临时离开。谁知，久等之后仍不见其踪影。此时，陪同学者而来的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对听众和抓耳挠腮的组织者道出了实情：“来时说好，一个小时付八万讲课费，你们却临时变卦，只给了三万。先生说，三万，就只能讲十五分钟。”语毕，亦扬长而去。一时，该地舆论大哗。笔者倒是以为，当地公众大可不必为这位经济学家的此种行为而嗔怨。这种赤裸裸地只服务、服从于金钱的人，难道真的会有令人茅塞顿开的见解吗?难道在他们的心与口的对接时，除了铜臭，还能迸射出真知和真理的光芒吗?
经济学家邹恒甫为自己同行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他在忿然抨击时点出了问题的实质：“银根一收紧，他们就给银行当传声筒，在媒体上制造舆论说‘货币政策该放松啦，该调低准备金率啦’。他们一边在央行货币委员会当委员，拿着国家的工资，一边给上市公司当独立董事拿高薪，两头赚。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千万富翁’!”试问，这种早已把经济学变成了“金钱学”的学者，他们还会用经邦济世作为人格与学术的坐标吗?他们的话语中还有多少真实的内容、真知的成分和真理的追求呢?笔者以为，当金钱成为人们心与口的惟一指挥捧时，语意就会在事实面前拐个弯，而扭曲的话语当然就不会是真话，而成为假学术之名，行诓骗之实的假话了。
“真话实在少”
与“权力辐射”
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人说真话的舆论环境普遍受到了“权力场”的影响，受到了“权力辐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官场文化”以及与传统的“帝王术”有关的官场“权谋之术”所致。而在21世纪的今天，阻碍言论畅通，使许多真话实话无法上下通达的根本原因则是在官场和官员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不良政绩观”。维护和保住个人利益，在官场则成了求官、谋官、做官、保官、升官的“连续剧”。官职的大小，官阶的高低是如今许多党政公职人员自我评判和社会评价的惟一尺度，是其人生价值是否实现的最主要的标准，也是其能否保持生命活力生存质量甚至是生活乐趣的最大动力。
在这样的心态和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下，公职人员非常明白，任何工作上的纰漏和职责范围内的不足，都会成为升迁路上的绊脚石，成为被同行同事攻讦和算计的把柄。因此，对上不说真话，对下阻遏真话，邀功诿过，遇到矛盾绕着走、躲着走，出了问题掩盖事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几乎已经成了公职人员的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在官场听真话难，说真话更难。假话跨越时空，心态如出一辙。还记得民国之初，那位袁世凯大总统是怎么被一份劝其称帝的假报纸所欺骗的吗?还记得在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十年动乱”时，中国的报纸是怎样宣传“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中国的广播又是怎样天天在播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唻就是好”的歌曲吗?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
国外有一则十分辛辣的笑话，说是在一次撒谎大奖赛中，在参赛资格上有规定，即政客不得参赛。因为若允许政客加入赛事，旁人只好望尘莫及。笔者以为，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愿不愿听真话，敢不敢讲真话。因为只有真话才是国之脉动，民之心声。听不到真话，等于医生听不到脉搏，又何谈对症下药?不会号脉者，良医乎，庸医乎?
“真话实在少”与精神土壤
当然，不说真话的公职人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假话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是因为有其丰厚的精神土壤。这种排斥真话、激活假话的“土壤”就是不良的文化传统和眼下制假造假的社会风气。
有些人常常不加分析地夸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并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殊不知，没有中断的，既有优秀伟大的智慧与创造，也有死而未僵的腐朽与痈疽;既有推动进步的无限活力和数千年代代相传的生存密码，也有导致近代以来落后于世界的昏聩与保守。那些“家丑不可外扬”、“祸从口出”、“沉默是金”、“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等等的祖训，大概都为不讲真话、不听真话，“面子”重于“里子”做了厚厚的传统文化上的铺垫。然而，真正阻碍人们讲真话的还不只是这些本应行将就木的传统，而是在今天制假造假成风的中国，一切真话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正在发生剧烈地坍塌!
真话的道德基础是什么?是诚信。在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说真话讲实情的基础又是什么?是包括公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法治公信在内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而现如今，我们时常看到的，不是“真”在驱逐“假”，而是“假”在冲击“真”：假药、假酒、假车、假证、假唱、假币、假情假义、假食品、假名牌、假大夫、假公仆、假学历、假文凭、假数字、假业绩、假评比、假招标、假考察、假处罚……总之，在我们周围，“假”己成灾成祸，昔日区区不言的假货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假祸”，是真正的祸水横流!假的背后是什么，当然就是一个“骗”。如今，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未有过受骗上当的经历。试想，如果让这种社会氛围长期存在，荣与耻还有界限吗?真与假还会分明吗?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也不止一次地要求各地领导人要讲真话，道实情。由此可以明白，实干的基础是实情，摸清实情的前提是要听得到真话、讲得出真话。听不到真话、摸不到实情的危险在于，任何决策都只会建立在盲目、主观、臆断的沙滩上。1958年，有关部门经过仔细论证，认为中国当年的钢产量最多可达535万吨。但这个指标却被认为过于“保守”，并传下带着严威地问话：“粮食元帅升帐了，钢铁元帅何时升帐?”有关部门只好把指标“调高”。但仍然不能令上级满意。于是，一跺脚一咬牙，索性把最初的数字乘“2”变成了1070万吨钢!就是这个虚狂的数字和虚假的指标，加上“心中没数胆子大，情况不明主意多”的虚火，给中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家家户户砸锅献铁，村村镇镇树起土“高炉”。最后，人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堆没有任何用途的草钢废钢铁疙瘩，得到的仅仅是不说真话不报实情的惨痛教训!
真话连着百姓心，连着真实的民情国情和世情，也连着看似无情却有情的真理。尽管世上讲真话不易，但说真话又的确是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对伟岸的政治家来说，听真话、讲真话，还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是追求真理者应有的精神风貌。笔者相信，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假语村言”，也不欣赏那种“女娲补天己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涩隐语。他所希望呼吸到的是在自由新鲜的社会空气中弥散的时代气息;他所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舒展的创新精神。而这一切都凝聚于真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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